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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杜甫草堂中日文化交流一件往事

日期:2019-12-30 / 人气: / 来源:百度

       1979年4月初,成都春暖花开之时,杜甫草堂接待了诗圣杜甫的一位忠实“粉丝”——那就是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家、“汉学泰斗”、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吉川幸次郎先生。

吉川幸次郎像
 
  1974年,郭沫若率中国文化访问团至日本受盛大欢迎。翌年,日本政府派吉川幸次郎为日本文化使节代表团团长回访中国;1979年4月,吉川先生再次率日本汉学家代表团应邀访问中国,4月8日到成都杜甫草堂参观,父亲刘骞(号克谦,四川新都人,1901-1980)和四川大学缪钺教授等应邀陪同。
 
  缪钺先生(1904-1995)是江苏溧阳人,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先后任河南大学、浙江大学、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教授、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代表作品有《元遗山年谱汇纂》、《读史存稿》、《诗词散文》、《杜牧传》等。而家父并非文化界人士,之所以会被应邀作陪,我想主要是由于当时任成都市委书记熊宇忠同志的重视。熊宇忠(1910-1991),四川邻水人。1930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上海教育界工委书记、华中五地委宣传部长、苏南革命干部学校校长等职。1949年后,历任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局长和党委书记,成都市委书记,成都市政协主席等职。他雅好文学、诗词,有《熊宇忠纪念文集》。而其夫人与有“诗书画三绝”之称的巴蜀才女黄稚荃先生(1908-1993)熟识,时相过从。笔者的大姐刘运慧(笔名韵慧,1930-1952),因早慧,擅长诗词书画,有“咏絮之才”,而被稚荃先生收为义女。家父为黄埔三期生,因参加北伐有功,其后缙升少将。1928年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官,1933年底参加筹建黄埔军校校史纪念馆,后任校史纪念馆筹备委员会委员,曾主编《黄埔军校校史》,雅爱诗词书画,有《岁寒诗集》行世。他喜与书画界人士交往,在南京结识时任国史馆纂修、编审的黄稚荃先生。30年代,家父曾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明治大学研究院(详见《风云际会——黄埔三期生研究》,陈予欢著,2008年10月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后来,1979年11月底在成都召开的西南军阀史研究会四川省分会成立会上,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擅长诗书画的韦瑞霖先生(1912-1998)作了一首诗《参加西南军阀史研究会有感》,大会主持者请家父作奉和诗一首,当即由秘书处打印出来散发各位与会代表。原先省上准备安排父亲任省参事,经熊书记建议和要求,改任市参事。从上述情况看,家父被邀请奉陪这位在国际上颇有声誉的日本文化名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成都杜甫草堂名闻遐尔,许多外国政要、元首、名人,都曾到此参观访问。1958年中央在成都金牛坝召开会议期间,毛主席曾专程来杜甫草堂,他特别重视草堂馆藏的历代各种杜诗刻本,详加批注,并在翠竹交加的红墙甬道入口处用青花古瓷片镶嵌的“草堂”影壁前观览并留影;如今此处已成为游人争相留影的纪念地。在日本,杜甫草堂有很大的影响,日本公园绿地协会还把成都杜甫草堂列为“中国梅的六大名所”之一(见渡边达三、大坪孝之等编著的《梅与樱》,1993年4月日本公园绿地协会发行)。
 
  吉川幸次郎步入草堂,见古木葱郁,花香鸟语,建筑典雅古朴,珍藏的杜诗古籍又如此丰富,非常高兴。更因为他也是一位颇负盛名的杜诗研究家,曾撰有《杜甫笔记》一书,和大家谈论杜甫杜诗倍感亲切,非常兴奋,赋《游杜甫草堂诗》:
 
  客人去后几朝移,诗里江山尚昔时。
 
  况值尧封新宪日,都无变幻大王旗。
 
  光风应逐游人转,博议皆为笺注资。
 
  万里桥西潭北宅,顾听春雨慰幽期。
 
  第三句中的“尧封新宪”,宪指表县之,若今新有法令也;“尧封”,指疆域。此句意为“正值太平盛世之日”。
 
  父亲作《奉和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步原韵)》:
 
  神州仙岛互推移,并驾奇驱正及时。
 
  异代相亲衣带水,同心共举友谊旗。
 
  文章大块无畛域,风雅草堂绝妙资。
 
  呤罢华章订后约,樱花重放晤钟期。
 
  从“樱花重放晤钟期”这句诗意,可知家父当时与吉川幸次郎谈诗论文之融洽。“钟期”即钟子期,《列子·汤问》:“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江河!’”后因以高山流水为得遇知音或知己之典。
 
  后来父亲向我谈起此事。我问父亲,与日本友人交谈尚能用日语应对否,父亲说:“尚可应对,虽不说不看日本语多年,但毕竟是青年时期所掌握的语言,又在日本生活学习多年,是不会完全忘记的。”何况吉川幸次郎先生能说一口流利的京语(北京话),他们之间的交流主要是用中国语。
 
  吉川幸次郎先生于1904年生于日本神户,字善之,号宛亭。1923年,考取京都帝国大学,选修中国文学,师从著名汉学家“京都学派”创始人狩野直喜教授。1928年留学北京大学,拜精通考据学的杨钟义为导师,从马裕藻、钱玄同、沈兼士,专攻中国音韵学。平时他最喜欢逛琉璃厂,成了古书铺的常客。他喜著中国长袍、一口北京腔,与中国学人结下深厚友情。1931年回国前,吉川幸次郎去江南购书,由于汉语说得好,买书多,被书店老板误认为从北京来的采购书商。回日本后,他仍然穿着一般中国人爱穿的长衫,举手投足犹如华人,被京都大学教授桑原骘藏误认为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在讲课时,他所说的“贵国”指的是日本,而“我国”指的是中国,俨然自视为中国人——他是把儒家视为自己的精神乐园,把中国文化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把中国文化作为自己本国文化来从事文学研究的日本中国学家。
 
  吉川幸次郎从中国回日本后,任教于母校京都大学,讲《韩昌黎文集》。他负责整理京都大学附设的东方研究所收藏的中国明清古籍图书,用四部分类编成索引,一鸣惊人。年轻的副教授吉川幸次郎主讲《毛诗正义》,并加校勘,表现了雄厚的功底。此外,他还以定期“会读”的方式研究《尚书正义》,一时成为学术热门。
 
  “会读”是吉川幸次郎的发明。他废止死板的由教师单独授课的方式,由师生共聚一堂,集思广益,公开讨论。他用中国语讲读,因此学员都必须懂中国话,且学者上课时多著中国服装。
 
  1940年前后,太平洋战争方酣,京大学人多因反对日本的侵略战争而被捕投狱。吉川幸次郎亲华因而受到监视。他闭门写作,1947年以《元杂剧研究》而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他是“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与“东京学派”针锋相对。东京学人保守,有时闭门造车,歪曲历史。郭沫若在1927年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而引起轰动全日本的学术论争。郭氏以甲骨文论证中国古代社会的原始形态。东京学派人却对之口诛笔伐,认为商朝纯属子虚乌有,甲骨文也是伪造。后来此种谬论不攻自破。
 
  吉川幸次郎先生在荣誉中度过一生。1967年在京都文科学研究所任内退休,改聘为名誉教授,获国家文化勋章。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与社会》、《陶渊明传》、《杜甫笔记》、《中国的智慧》、《胡适传》、《中国诗史》等,出版全集24卷。尤以杜甫研究和元杂剧研究的卓越成就著称于国际汉学界。(参见吉川幸次郎著《我的留学记》,中华书局2008年4月北京第一版)
 
  古人常说“一语成谶”。父亲和吉川幸次郎先生在成都杜甫草堂“博议”杜诗,正值四月日本樱花盛开之时,其奉和诗中末句“樱花重放晤钟期”,用的是“高山流水”的典故:善鼓琴的伯牙,在“善听”的知音钟子期死后,摔碎其琴,以此不复鼓琴。父亲和吉川幸次郎先生未等到“樱花重放”后的相聚,二人均于相晤的次年(1980年)遽尔谢世!
 
  1984年,我去四川大学拜望缪钺教授。缪老是在文学界和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和教育家,也是诗词大家,有《冰茧庵诗词稿》存世。缪老是成都杜甫研究学会会长,曾任唐史研究会理事(笔者为第一届学会学员)。谈起吉川幸次郎来成都参拜杜甫草堂之事,缪先生很高兴,他取出他用毛笔写的与吉川幸次郎在杜甫草堂唱酬的复印件,题字送给我。这份复印件是他的学生尹协作在日本东京代他复印的(1979年,成都似乎尚无复印机)。
 
  原件如下:
 
  运勇同志惠存缪钺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一九七九年四月,吉川幸次郎教授率日本汉学家访华团远来成都同游草堂,谈论杜诗,赋此奉贻以誌景慕。缪钺
 
  瀛海嘉宾到草堂,杜公祠宇更辉煌。
 
  扶疏古木侵云上,迤逦清江绕寺长。
 
  能为生民歌病苦,应同皎日竞光茫。
 
  晁衡高谊存千载,文化交流继盛唐。
 
  己未四月访问成都杜甫草堂缪先生赐以长句,甚可感也,俚语奉酬。吉川幸次郎
 
  浣花溪上宅,几度梦魂劳。
 
  况与通人晤,礼何上客叨。
 
  闲庭春寂寂,情语乐陶陶。
 
  诗圣风流远,谁能笼盖逃?
 
  吉川幸次郎教授寄诗见怀赋此奉酬缪钺
 
  东国尊耆硕,高风卓不群。
 
  草堂寻胜迹,讲舍挹清芬。
 
  慰我新诗简,飘如出岫云。
 
  月明生海上,此际最思君。
 
  
2017年4月写于白云山房。

作者:刘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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