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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书籍:《抗战:成都在行动》

日期:2020-11-02 / 人气: / 来源:成都党史

抗战:成都在行动


成都,这座全国闻名的休闲之都、美食之都,给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无处不表现出她的安逸和舒适,那种最宜人居住和生活的散漫时光,时时充盈千小区、河岸、街道、公园……人们在尽情享受这和平阳光的时候,谁能想到七十多年前的中国是如何一番景象,又有多少人知晓七十多年前四川的大后方成都究竞是个什么样子,她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中国,这个在亚洲版图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片土地曾遭受了无数的内忧和外侮,其中,日本自1894年到1937年的43年里就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早在14世纪上半叶的日本南北朝时期,以及中国明初至嘉靖时,日本对闽、浙沿海地区就疯狂侵扰。1931年9月18日,日本又在东北炮轰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随后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被迫反抗日寇侵略,全国抗战爆发。
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彻底解放的正义之战。八年抗战中,中共成都地方组织始终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领导和团结各阶层群众,以各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反击国民党地方当局顽固势力制造的反共阴谋活动,使救亡运动在复杂险恶的形势下深入开展。抗战后期及胜利前后,成都人民和爱国民主人士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反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独裁专制统治的抗日民主运动,冲击着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进行坚决的斗争。成都各界人士及广大群众,为战胜日寇,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战时大后方的成都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主运动,是全国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现代史上书写下辉煌的一页。
抗战初期:抗日救亡的民主活动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强烈地震动了国人,民族危机日益增强,全中国人民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迅速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也强烈地震动了成都民众。成都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迅速沦丧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阱。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各阶层民众都先后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成都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先后成立了“四川抗日救国大会”、“抗日义勇军省总监部”、“四川省国难救济会”、“国民救国会四川各界民众促成会”,组织了义勇军敢死队、大刀队,以及各种“反日会““反日团”、“抗宣队”、“对日经济绝交大会”、“经济绝交厉行团”、“肃清仇货委员会”等各行各业的抗日救亡组织。人民群众满怀高昂的爱国热情,同仇敌汽,为抗战奔走,为救亡呼号,使抗日救亡运动以雷霆之势迅速地展开。平津、上海及沿海城市相继沦陷后,数十家工厂和十多所大、中学校内迁成都,同时,许多文化界爱国人士也汇集成都,使成都的救亡运动以崭新的战斗姿态汇入全国抗日救亡洪流。
1937年7月7日,日本突然袭击了卢沟桥中国驻军,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就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千7月8日发布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打算……要求全国人民,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千是,成都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投入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救国的运动中。
一、建立各种救亡团体“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咀哮,黄河在咀哮……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黄河大合唱》那激昂的歌声一时间传遍了中华大地,无不催人奋进、热血奔涌。歌声召唤中华儿女为卫国保家勇敢地拿起武器与侵略者战斗。
抗战开始后,作为大后方的成都,与全国各地一样,迅速掀起了一场持久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指引下,中共成都地下党积极将各种自发的群众运动组织起来,有计划、有步骤地举行抗日救亡活动。
其间,除共产党员韩天石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共产党员饶孟文领导的“进社”等继续积极开展救亡活动外,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自动组织的“成都工人抗敌工作团”(1938年后改为“成都工人抗敌后援会”)、“成都市妇女华北抗敌后援会”(同年8月改为“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四川青年救国会”、“成都市文化界救亡协会”、“成都市回教抗敌后援会”等各界群众抗日救亡团体也在成都相继成立。
在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展开的新形势下,为了使抗日救亡有个合法阵地,一批救亡积极人士经与国民党四川省当局谈判,千1937年7月23日在“华北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有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地方当局组成的“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以下简称“省抗")。这个合法的救亡领导机构的建立,使全省和成都市的救亡运动由半公开转向公开,实现了7月15日中共中央提出的“各地此时最要紧的任务,是迅速地、切实地组织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的要求,使党和救亡积极分子能同社会各界人士和国际友人广泛联系,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省抗"的组织下,成都各界群众连续集会,公开向国民党政府发出通电,要求立即对日宣战,对日经济绝交,川军出川抗日,表达对日寇愤恨之情和爱国之心。
1938年,在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工委“)和中共成都市委员会(以下简称“成都市委”)领导下,成都风起云涌的救亡运动同全国的救亡运动和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形成新的高潮,进入新的阶段。2月13日,为响应伦敦召开的国际反日援华特别会议,地下党发动各救亡团体参加反侵略火炬大会。会后,各界民众万余人及支持中国抗日的国际友人参加火炬游行;成都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发表反侵略《宣言》,号召文化界人士,支持政府对日全面抗战;3月,省工委派学委委员张文澄率成都学生代表团出席3月25日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后,成都学生运动按学联二大会议精神和二大对成都学生的要求—“实现成都学生大团结”、“扩大宣传工作“、“开展救护工作”,积极开展工作,使成都学生救亡运动成为全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支生力军。6月,党发动各界群众热烈欢迎世界学联代表柯乐满等4人来蓉访问,并借此机会介绍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和经验,争取国际力量的支持和同情,扩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二、充分发挥文化保垒作用
为了鼓舞人心,凝聚抗日力量,抗战一开始,地下党掌握的《四川日报》《国难三日刊》《时事新刊》《民声报》和受党影响的《华西日报》《新民报》及抗日救亡团体先后创办的《图存》周刊、《星芒》周刊、《救亡》周报、《战时学生旬刊》等,就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启迪群众自觉投身抗日救亡的觉悟,起到为抗日救亡呐喊和党的喉舌作用。
1937年7月9日,《四川日报》在题为《为二十九军英勇抗战,谨致民族的敬礼》的社论中指出:“国家民族已届生死关头。”呼吁民众“救亡图存……“8月28日《国难三日刊》在发刊词中尖锐地揭露日寇造成我“领土的国难”、“政治的国难”、“经济的国难”等罪行,并且“主张持久的,彻底的抗战”。7月9日,文化界知名人士车耀先在出版的《图存》周刊上,以《抗战!抗战!抗战!》的醒目标题发表社声,呼吁抗战到底。
以抗战为主题,出版和发行进步书刊。1938年4月《新华日报》推销组在中共中央派到四川做上层统战工作的罗世文的领导下,在祠堂街103号(后迁至88号)建立,8月扩大为推销处,1939年4月设立《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川西北总经销处)。
分馆除发行《新华日报》外,还经销党刊《群众》和毛泽东等党的领导同志的著作。
分馆在中共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勇敢顽强地坚持到1947年3月,在国民党顽固势力强迫下撤离蓉城,同重庆总馆的同志一道撤到延安。《新华日报》像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广大群众的心,指引不少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
“战时出版社”、“读书生活出版社成都分社”、“莽原出版社”等,除出版发行本版图书外,还销售《大众哲学》《新哲学大纲》及茅盾的《子夜》、高尔基的《母亲》等书籍。1940年10月,在日趋恶化的形势下,读书生活出版社成都分社在党支部领导下十分巧妙地公开发行了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冲破了国民党特务的“查禁",使成都的群众进一步了解到党的抗日主张。”生活书店成都分店”、“新知书店成都分店”、“开明书店成都分店”、“益民书店”、“北新书店”、“儿童书店”等进步书店除经销一般书籍和文化用品外,还经常发行由延安运来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著作及《群众》《解放日报》《大众哲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
为唤醒群众,鼓舞其抗日斗志,救亡团体纷纷组建宣传队伍,以歌咏、街头剧、壁报、戏剧、漫画、木刻等多种文艺形式,深入城乡广泛开展救亡宣传,吹响抗日救亡的号角。“天明歌咏团”在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天下午,首先走上街头,以高亢嚎亮的歌声声讨日寇的侵略罪行,唤醒民众立刻投入抗日救亡的行动。他们同以书店店员为主的“晨呼队”和邮电职工组成的“海燕歌咏团”,走遍市内大街小巷开展歌咏宣传活动,并常在国民政府的广播电台播唱或教唱救亡歌曲。“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星芒抗敌宣传团”、“大声抗敌宣传团”、“群力抗敌宣传团”、“大众壁报抗敌宣传团”等在市内或附近场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四川漫画社”举办“救亡漫画展”,“中华木刻工作者协会”举办抗战木刻画展。
戏剧界以戏剧为武器,使救亡宣传有声有色。1937年9月1日,“抗敌话剧团”公演《保卫芦沟桥》,观众达三四千人。之后,巾戏剧家夏云瑚率领的“影人剧团”、剧作家熊佛西主持的“抗战剧团”、戏剧家王肇诬和吴雪率领的“四川旅外演剧队”等相继入川,演出的《塞上风云》《流民三千万》《芦沟桥之战》《古城怒吼》《三江好》及流传至今的四川方言剧《抓壮丁》等剧目,催人泪下,极大程度上激发了民族感情,给人以战斗的鼓舞、胜利的信心。
一批青年作家和爱好写作的青年,创办通俗文艺刊物,反映前线和后方抗日场面,揭露敌人丑恶嘴脸,介绍国际反法西斯斗争情况。1939年2月13日由作家叶圣陶、牧野主编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会刊《笔阵》,以大量篇幅反映抗战和人民同日寇斗争到底的决心。还有《通俗文艺五日刊》、《战旗》旬刊、《战潮》半月刊、《文艺后防》、《工作》半月刊等都积极宣传抗日,作家何其芳的诗《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就发表在《工作》半月刊上。成都进步青年相继创办的《金箭》月刊、《星芒》报、《救亡》周刊等,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金钱板、演义、小小说、相声、评书、漫画等艺术形式的作品,表现抗日内容,受到群众的喜爱。
三、积极支持子弟兵出川抗战
在中共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的影响和群众抗日救亡热潮的推动下,川军将士的爱国热忱被大大激发,纷纷致电上书请缨杀敌、共赴国难。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兼四川省主席的刘湘,也积极主张抗战,1937年7月17日电请蒋介石早定抗战大计。
在8月7日蒋介石召开的最高国务会上,刘湘又表示愿意率领川军出川杀敌。9月5日,成都三千余民众在少城公园举行“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并把绣有“抗敌先锋“四个大字的锦旗献给出川的10万川军将士。1938年5月22日,10万市民再次举行欢送川军将士出川的授旗仪式。川军出川抗日的壮举,正如1937年8月29日《国难三日刊》短评所说:“川军健儿,出川参加国际战争,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正面的冲锋陷阵,是为历史之创举。“9月5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川康出征军人书》中称赞说:“我们的军队现在真正为了我们大家出川拼命了。”
1938年3月12日,各界群众热烈欢送以成都民先队负责人肖玲为团长的“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11人,赴安徽青阳、木镇抗日前线做战地服务工作。她们被《新华日报》称之为“都是最年轻的抗日战士”。她们在抗日前线,不畏艰险,努力为川军进行战地医疗服务和统战工作等,成绩突出,受到当地群众的赞扬。
成都抗日救亡运动之所以能迅速地形成高潮,主要是巾千四川及成都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群众高昂的爱国热情。1937年12月14日,邹风平、廖志高等奉中共中央指示抵达成都,恢复、重建四川各级党组织和统一领导全川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月正式成立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3月成立中共成都市委员会。中共四川省工委和成都市委在各救亡团体和四川大学、中华女中、协进中学等救亡积极分子较多的大、中学校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以后又按地区建立了区委。下半年,市委按长江局和省工委要求3个月内10倍发展共产党员的任务,积极发展共产党员,使党员人数从年初的100余人到11月增至587人,壮大了党的队伍,为抗日救亡运动储备了干部和骨干力量。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成都地下党组织坚持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继中共中央抗战前派张曙时、王昆仑、冯雪峰等先后到成都做上层统战工
作后,1937年8月,党中央指派李一氓同张曙时一道返川,以党中央代表身份驻成都,继续做刘湘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9月,毛泽东主席亲自指派罗世文以“罗绍堂”的名字公开在刘湘处工作。他们抓住蒋介石中央势力与四川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尖锐矛盾,向地方实力派人士揭路蒋介石中央势力妄图消灭异己的卑劣手段,阐明中共的抗日主张,指出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促进他们立场的转变,推动地方实力派内部团结,实现“联共、抗日、建设新四川"的方针。党还指派党员在刘湘军队中的“武德学友会”以及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中开展中、下层统战工作,把各级官兵团结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抗日。抗战后期,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候补委员、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友渔奉命到成都专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统战工作。
同时,中共中央又派李少春到刘文辉西康省政府所在地雅安设立电台,直接与党中央保持联系。抗战时期,为争取四川地方实力派坚持抗战,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领导都亲自做他们的统战工作。这些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开展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不仅为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造成一个极为有利的政治环境,而且对千反对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妥协投降阴谋活动和独裁专制统治、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是十分重要的,也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的经验。
抗战中期:与国民党顽固势力作斗争
围绕着如何抗战,始终存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抗战路线。一条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一条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他们蓄谋在抗战中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这两条抗战路线的斗争反映在成都的情势,则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势力同中共成都地方组织领导的民众救亡运动及受中共影响的四川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斗争。为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局面,成都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民同国民党地方当局顽固势力制造的反共投降阴谋活动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救亡运动深入发展。
一、救亡运动持续发展
刘湘率军出川抗战及其死后,蒋介石中央势力为控制四川,与地方实力各派围绕着争夺省府职位展开激烈的角逐。对这一新的复杂情况,毛泽东主席亲自致电作为刘湘的代表的中共党员王干青,阐明要以大局为重,加强内部团结,坚持抗战。
在党的统战工作影响下,地方实力派抵制了国民党中央委派张群入川主政。但是,由千国民党中央势力的侵蚀,省府权力先后落入右翼势力政学系的四川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即邓鸣阶)和倾向国民党中央势力的王绩绪手中。他们怕高涨的群众救亡运动对其统治不利,勾结国家主义派、复兴社、CC派等政治势力,先后制造了“川大稻草案”、“抢米事件”等事件,并在1937年底至1938年上半年,强令停止“四川省抗敌后援会”的活动,解散”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查封《国难三日刊》《大声》周刊等进步报刊。仅1938年8月12日,成都市政府就下令查禁抗战文艺刊物28种,形成一股逆流,使救亡运动受到冲击和阻碍。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工委和成都市委发动进步力量公开予以揭露,并争取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斗争取得胜利,一度低落的救亡运动又继续轰轰烈烈地展开,一直持续到1939年上半年。
1939年1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揭露、押击汪精卫之流的民族叛贼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的亡国论调之后,成都连续开展了讨汪投敌叛国罪行的运动。16日,成都地下党组织发动15个救亡团体联合向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加紧肃清汉奸、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29项建议。《新民报》等进步报刊纷纷发表评论,一致谴责汪精卫的叛国罪行。成都市青年抗敌协会、协进中学相继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通辑汪逆归案究办。5月1日,党发动”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组织各业工人举行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声讨汪逆叛国罪行。9月18日,10万市民举行九一八纪念讨汪宣传大会,通电声讨汪逆。
二、揭露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共阴谋活动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对内政策由联合抗日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大暴露。在疯狂反共的反动方针指导下,国民党顽固派相继在博山、深县、平江、确山等地制造了严重的反共流血事件。
年底至1940年春,公开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全国形势开始逆转。为镇压成都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破坏中共成都地方组织,逼迫四川地方实力派反共,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顽固势力有计划地在成都制造了震惊全川的“抢米事件”,逮捕并杀害了身为《时事新刊》编辑的共产党员朱亚凡,逮捕了《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负责人罗世文、经理洪希宗、著名文化界人士车耀先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数十人。16日又捣毁了《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营业部。接着,党掌握的《民声报》被查封,“战时出版社”负责人、图书业党支部书记杨道生,川大农学院共产党员罗贤举先后遭逮捕。
针对这一系列的反共阴谋活动,中国共产党及时予以揭露。3月14日,中共南方局指示中共川康特委以“中共成都市委"的名义,在成都、重庆、西安等地散发《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同胞及全川同胞书》;4月5日,《新中华报》以题为《成都某方咬使奸人匪徒抢米,企图以此嫁祸共产党》全文转载了《告同胞书》,揭露国民党顽固势力制造“抢米事件”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其目的在“破坏国内团结“,“挑拨国共两党之关系”,借此作为“投降派分裂”之口实、"压迫共产党”之口实。4月8日、12日,《新中华报》又连续发表《加紧团结,反对枪口对内》《讨汪拥蒋,团结抗战》的社论,再次揭露反共面目,强调坚持团结抗战。
皖南事变后,全国形势急剧恶化,中央和成都地方党组织对千国民党加紧在成都等大后方制造的反共投降阴谋活动又多次予以深刻揭露。1941年3月,《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之全部文献》中尖锐指出:“中共在大后方各地所受摧残压迫,日加无已,最近一个月,几已达最高峰”,“去年成都被捕之第十八集团军代表罗世文同志及中苏文化协会车耀先先生,久押重庆特务机关,近闻确已被暗害,并经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电询被害真相,亦未得复”。“重庆成都贵阳各大学中学及政府机关,均不断有学生及公务员失纵[踪]绑架,毫无生命保障”,”成都生活书店,读书生活社……均被封闭”。
针对日趋恶化的形势,中共中央告诫全党保持清醒头脑,并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采取巩固党的措施。1940年3月31B,中共中央《关千成都事件对南方党的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三月十四日成都事件,明显地系反共分子准备投降是分裂的,有计划的,阴谋之一部分,应引起整个南方党组织的严重警惕。”4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千成都事件经过及戒备国民党阴谋破坏的指示》中提醒全党:“各党部及部队应时刻提高警惕性,时刻戒备反共投降分子的武装袭击的破坏阴谋……”,同时指出:“在国民党及敌伪政权统治下的党的组织,尤须立即根据保存干部积蓄力量的原则,采取必要的办法……尤其要有决心,将已暴露之党和非党于部调往安全地区工作或暂时隐蔽,以避免损失……“同日,在《中共关千时局逆转与党应付措施给粤委的指示》中,更具体地指出,“据确悉蒋介石已批准在六个月内逮捕所有已暴露之共产党员,同时,国民党内反共投降分子并尽力摧残我们之一切公开言论机关…..成都新华日报分销处被捣毁封闭,尤其是成都的国民党特务千14日纠集流氓数百人,捣毁重庆银行、四川银行及发动抢米风潮,事后诬陷为共产党所领导,并乘机逮捕我公开党员罗世文及著名文化人车耀先等数十人之阴谋,均证明反共分子正极力准备分裂投降活动……"
中共川康特委根据中央关千“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和中共南方局关千建立平行组织,实行个人负责,单线联系,干部实行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策略的指示,首先在成都将各区委所管支部减少,实行秘密工作检查,停止召集各种联席会议,严格执行纪律,禁止秘密工作人员和支部同志到《新华日报》推销处出入,对党员加紧秘密工作的教育等,使党组织逐渐巩固起来。1939年12月8日,市委根据特委指示,借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在中共帮助下组建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来成都招收新学员的机会,将已暴露的共产党员和救亡积极分子、“旅外剧队”队员共152人安全转移到延安。皖南事变后,市委按照中共西南工委委员钱瑛在川西巡视时的指示,将已暴露的市委成员侯方岳等立即转移隐蔽。3月建立了以魏泽同为书记的市委,认真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和“三勤”“三化”的斗争策略。市委成员分别找公开职业为掩护,并对各支部进行秘密审查和清理,建立平行支部和堡垒支部,对比较红或已暴露的党员于部、积极分子继续转移。
中共地下组织特别重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早在1938年,中共川康特委举办高级班训练区委以上于部,市委举办中级班,训练区委干部,区委举办初级班训练区委以下干部。1939年冬,川康特委青委举办青年干部训练班,对于部进行阶级教育、秘密工作技术教育等。即使在险恶的形势下,仍然采取个别联系方式进行教育,提高党员应变能力,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
1940年3月,党中央确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中共中央和成都党组织在急剧恶化的形势下,继续加强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而且更广泛地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队伍,反对国民党顽固势力妥协投降和反共阴谋活动,坚持抗战到底。1941年春,在南方局秘密联系的共产党员、川大教授李相符和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杨伯恺的推动下,成立了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为社长的政治团体“唯民社”,先后参加的有马哲民、邓初民、黄宪章、黄药眠、沈志远、田一平、曾庶凡、邵石痴等中共党员、著名教授、文化界知名人士及地方实力派30余人。1942年1月,在刘文辉的支持下,“唯民社”出版学术性的《大学》月刊,以学术讨论的形式,宣传抗战、团结、进步、民主的政治主张,阐述民主理论。地方实力派创办的《华西日报》社内的共产党员团结爱国的新闻工作者,从抗战一开始就发表了许多宣传坚持抗战、反对分裂的文章。
1941年4月,创刊的《华西晚报》在地方实力派的掩护下及民盟的支持下,经理田一平(南方局单线联系的共产党员)团结一批进步新闻工作者和知名人士,旗帜鲜明地支持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使该报起着党的喉舌作用。三、反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独裁专制统治针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强化独裁专制统治和对进步文化的加紧围剿,成都文化界进步力量,按照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对“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指示,跳出国民党划的框框,以个人身份到社会上开展合法活动的精神,利用节日、纪念会、祝寿等一切合法形式巧妙地开展斗争。1939年11月7日,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举行庆祝苏联十月革命22周年纪念会,会上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成员演唱了《祖国的孩子》《祖国进行曲》等苏联歌曲,晚上著名文化界人士、共产党员车耀先在广播电台讲演《十月革命与民主政治》;1940年8月3日,举行纪念鲁迅先生60诞辰大会,颂扬鲁迅的斗争精神;1941年10月16日,成都同重庆文化界一样,隆重举行纪念郭沫若50寿辰及创作生活25周年大会,这次纪念会正如周恩来指出的不仅是一次重大的文化斗争,也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了;1942年9月9日全国文协理事冯焕章(冯玉祥)、老舍、王冶秋到成都,“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举行荼话欢迎会,阐述大后方抗战文艺运动的正确方向;1944年4月12日、1945年6月24日,先后举行庆祝老舍创作20周年和祝贺茅盾50寿辰的活动。这些活动冲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进步文化的禁铜和对进步文化人士的迫害。
1943年,受国民党顽固势力迫害而在重庆无法立足的“中华剧艺社”,经过《华西晚报》的党组织精心安排,以为《华西晚报》筹募基金为由,同戏剧家余克由率领的“怒吼剧社“安全转移到成都。这支阵容整齐的队伍,先后公演了《屈原》《天国春秋》《大地回春》《南冠草》《第七号风球》(原名《法西斯细菌》)等名剧,反对妥协投降,坚持抗战。他们还到附近郊县作巡回演出达一年之久,推动了成都和川西戏剧宣传活动。随团转移来的一批进步文化界人士、名作家郭沫若、叶圣陶、张天翼、黄药眠、叶丁易、陈白尘等汇聚成都,成为抗战后期兴起的一支抗日民主运动的重要力量,使成都一度成为大后方抗战文化活动的重要据点之一,当时有“文化中心西移成都”之说。
抗战后期: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德、意、日法西斯已面临覆灭命运的有利国际形势下,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国内团结,实现民主政治,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然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却在政治上更加反动、经济上更加腐败、军事上大溃败,同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欣欣向荣形成强烈的反差,如此,激起了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极端不满,要求民主和改革的呼声愈来愈强烈。
在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张群、市长余中英统治下的成都,特务横行,秘密搜捕、迫害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白色恐怖弥漫在成都的天空和大街小巷。经济上,通货膨胀加剧。1944年4月5日,中央银行成都分行开始在市面上发行关金券,使法币大为贬值,导致早已失控的物价剧烈地狂涨。同时,加紧对进步文化的围剿,人民毫无自由可言。成都人民同整个大后方的人民一样,强烈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
一、掀起抗日民主运动的风暴
1944年2月21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就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发表谈话。6月13日,毛主席在接见中外记者时进一步指出:“中国缺乏一个推进战争到胜利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共产党希望国民党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召开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国民党应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集中全国力量,打败日寇。中共中央关千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发挥了巨大的号召作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成都人民热烈响应中共中央这一号召。《华西日报》千1944年10月2日发表《唯民主方法能达民主目的》的社论,表态支持国民参政员张澜、李幼椿返回成都后发表的谈话,呼吁“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共同组织政府成立联合政权,实为今日解决国事,挽救危亡所急需”。10月7日,在“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的组织推动下,华西坝五大学的12个学术团体联合召开“国是座谈会”,邀请刚出席国民参政会回到成都的参政员张澜、邵从恩、常燕生等7人苞会并演讲,各大学校学生、教师及各界人士2000余人参加座谈会。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在演讲中指出:目前存在的根本问题是民主问题。他认为中国危险到了如此地步“是政治不民主所造成的”,“扫除一党专治腐化的政治,才能挽救国家危局”。会议一致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成立联合政府。这次座谈会是自1940年“抢米事件”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打破了国统区“万马齐暗"的沉寂局面,对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起着重要的作用。次日,“民主宪政促进会”也召开座谈会,张澜、邵从恩、张志和、王白舆、常燕生、陈筑山等100余名知名人士到会,还有各界人士参加旁听。会上就宪草中之国名、国民大会的职权、边区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这些活动,都为即将来临的抗日民主运动在思想上作了准备。
同年10月15日,中共成都地下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进会”(简称“民协")的成立,为抗B民主运动的兴起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成都市立中学的血案促成了成都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10月31日,四川省会警察局长方超以维持“市中“秩序为名,率领警员百余人包围学校,殴打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致使30多人受伤,并在当晚逮捕和囚禁学生40多人。惨案发生后,南方局领导的党员李相符(川大教授)及中共川康特委单线联系的党员,通过刚刚诞生的进步青年学生校际组织“民协”发动社会各界声援市中学生,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并组织全市大中学校成立“成都市各大中学学生声援市中血案后援会”,具体组织这场斗争。11月11日,全市大中学生近万人在华西坝举行”成都市大中学生声援市中同学抗议警察暴行大会”,会后,集队到省府请愿,提出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医治受伤同学以及保障学生人身安全等四项要求。《华西晚报》当日发表题为《立即停止党化教育》的社论,与游行学生互相呼应,支持全市大中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国民党地方当局迫千各方面强大的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11月13日,又在报上正式刊登出撤销康定夏市中校长职务的消息,接着市长余中英、省会警察局长方超“引咎辞职”。
这场大规模抗议国民党暴行的斗争,周恩来在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9周年大会上报告大后方青年政治运动时称之为“正是新的`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同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千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将其誉为“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以来第一次大运动”。
二、成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日寇继1944年4月起向豫、湘、桂进攻并占领之后,12月2日打到贵州独山,引起全国震动,国事如风雨飘摇。
1945年2月25日《华西晚报》以《重庆文化界人士对时局宣言》为题,刊登了中共南方局领导和组织重庆文化界312人签名的《对时局进言》,要求国民党废除限制人民活动和言论自由的法令、取消党化教育、释放政治犯等六项主张。3月22日刊登出昆明文化界300余人签名的《关千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之后,成都燕京大学学生首先起来响应重庆、昆明文化界对时局的主张。在中国代表即将出席旧金山会议前夕的4月1日,燕京大学30个进步社团,发起召开时事座谈会,围绕着“旧金山会议与中国”进行热烈的讨论,并草拟成对时局的宣言,《解放日报》5月22日以《成都燕京大学全体同学主张民主团结宣言》为题发表。《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从来没有比今天更迫切地需要民主,需要团结”,并向政府当局、各党各派、全国人民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保障人民自由等七项要求和呼吁。4月11日,成都文化界121人签名的《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献言》在《华西晚报》上发表,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统治、尽快召开真正能代表民意的普选的国民大会、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等10项主张。5月4日“民协”按照党的指示,发动全市各大学105个社团在华西坝广场联合召开纪念五四运动26周年营火晚会,参加者达3000多人。知名人士叶圣陶、沈体兰、范朴斋、吴耀宗、文幼章、陈仲凡等应邀到会并讲话,一致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对学校的特务统治,倡导民主。大会还通过了宣言,向全国呼吁: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重开全国各党派的团结的会议,完成民主的统一;筹备改选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等。会后举行了数千人的火炬游行,不断高呼“要民主、要自巾!”“反对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特务滚出学校去!”等口号。
针对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公开拒绝建立联合政府,坚持独裁专制统治、准备发动内战的形势,成都展开了揭露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黑暗统治为主要内容的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反对内战阴谋、争取和平的斗争。8月《华西晚报》连续发表《反对内战》《我们要求言论自巾》《成都职业青年紧急呼吁,坚决反对分裂》《成都各大中学生东北学生吁请政府释放张学良》等文章,呼吁民主自由,反对内战阴谋。
9月6日,成都文化界248人,发表《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的呼吁》,指出内战的阴霾,内战的事实已更加浓密,更为扩大。这个内战的根源在千“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提出挽救当前危机,奠定团结建国大计的六项措施。9月8日《新中国日报》《成都快报》《华西日报》《华西晚报》《现代周刊》、“川康通讯社”、“自强通讯社”等17家新闻单位联名致函重庆杂志界响应拒审行动,表示从即日起拒绝送审,迫使国民党千10月1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抗战胜利前后,剧作家陈伯尘借争取新闻自由斗争之机,首次在《华西晚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升官图》,揭露国民党的贪官污吏的罪行。年底,国民党在昆明制造“一二·一"惨案,1946年在重庆又制造“较场口事件”,成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声援活动,把“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阴谋、争和平”的人民民主运动推向新高潮。
 
八年抗战:成都人民的巨大贡献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成都市民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地庆祝抗战胜利。抗战八年,成都人民付出了血的代价,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积极支援前线抗战
为了打败日寇,人民积极支持子弟兵奔赴疆场杀敌。成都各阶层群众在1937年9月5日、1938年5月22日、1939年11月26日,三次集会热烈欢送川军出川抗日。全川出征和补充兵员共达300多万人,其中阵亡、负伤、失踪者达64万余人,约占全国总伤亡官兵人数的20%,他们中有许多就是成都人民的亲骨肉。成都籍的王铭章将军在山东死守藤县,为国捐躯,同李家钰、饶国华、许国璋等川籍将军同载史册。
为了反击日寇的入侵,成都地区群众积极参加新建或扩建军用机场。1937年冬扩建成都北郊凤凰山机场,征调民工2万余人;1939年初,新建成都西郊黄田坝机场,征调川西南16个县民工1万余人;1939年和1945年,为新建和扩建成都西南邛崃桑园机场,征调民工8万余人,占用民田1.5万余亩。1939年5月动工,1942年1月先后为扩建成都以南的新津机场,共征调成都周围20余县的民工达30多万人,征用民田1.2万余亩。在这些工程中,广大民众尽心尽力,表达了对抗日救亡的关切和爱国热忱。双流县在家闲居的老工程师彭修武,自愿参加太平寺机场施工设计,并拒收工资,一直坚持到工程结束。黄田坝机场工地一个女民工说,“大家凑把力,将机场快点修好,天上地上一齐打,早些把日本鬼子打跑,国家就早些太平。”
八年抗战中,成都地区遭受日机空袭,损失惨重,却节衣缩食支援前线。1938年至1944年(除1942年未遭日机轰炸外),日本侵略军向成都出动敌机共485架次之多,投各种炸弹1967枚,伤亡3396人,房屋损失8824间,毁房1883间。日空军轰炸成都市区先后达24次,其中尤以1939年6月11日、1940年10月12日、1941年7月27日三次轰炸最为残酷,盐市口一带几乎变成废墟,少城公园、猛追湾一带,尸横遍地,惨不忍睹,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多少人妻离子散,无家可归。然而,人民却忍受痛苦,省吃俭用,募捐寒衣,义卖捐款支援前线将士。1937年10月,成都市女青年会捐内衣400件,市商会捐棉衣2万套,省女中学生亲手缝制背心1000件。11月约计有2.5万件棉背心运往前线。从1938年到1945年,成都人民先后捐献了大量资金,1938年“七七”周年献金,仅7天全市献金达3万元,10月全市认购救国公债达80万元。1944年1月,华西坝五大学义卖献金20万元,1945年1月四川大学劳军献金200万元,商人劳军献金400万元,报界劳军献金10万元。
二、努力生产支援抗日前线
抗战爆发后,天津、北京、上海及沿海城市相继沦陷,许多工厂遭到破坏,抗战物资非常紧缺。内迁成都的裕华纱厂、民康染厂等数十家工厂和本地的一些中小型工厂(据1942年统计,全市有各类工厂102家),努力生产,保证抗战需要,并对稳定人民生活,发展城市经济起着积极作用。成都大星面粉厂1941年3月建厂到1944年初,由日产四五百袋提高到1千袋面粉,供应了1943年在成都附近新扩建飞机场盟军空军人员所需的面粉。他们创制的头号粉,被指定为供给美国援华空军志愿队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专用面粉及供应制作高级糕点和大餐馆用粉。成都民康染厂解决了卡其布料的染色,满足了市场的需要。
三、培养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许多抗日救亡积极分子,在中共地下党的培养下,迅速成长为优秀人才,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为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造就和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于部。他们中有的是四川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为各地基层党组织的重建作了大量工作;有的为党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甚至献出宝贵生命;有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专家。如曾任市委书记的韩天石先后任省工委学委书记和宜宾中心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张文澄先后任川康特委秘书长、川南特委委员。1945年7月,壮烈牺牲在贵州息烽的成都民先队员张露萍(余硕卿),曾于1939年秋奉中共中央的派遣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领导冯传义等6个共产党员战斗在敌人心脏,为党秘密传递许多可靠的情报。成都民先队员、共产党员陌稠(川大学生)在川大迁峨眉时期曾任中共峨眉中心县委书记,后在失掉组织关系的情况下,参与发动震惊中外的“重庆号”起义,为人民立了功。曾任市委书记的侯方岳领导过“云南边纵”,为消灭蒋家王朝贡献青春,解放后是研究亚细亚历史的专家。老共产党员蒋牧岳是新闻战线的专家。总之,抗战时期的成都,人才辈出,举不胜举。
抗日战争期间,成都群众同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打败日寇侵略竭尽全力,出人、出力、出钱,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名扬中外的抗战大后方的一个重要基地载入史册。
 
结束语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抵御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不限于哪个党派和哪个政府。事实上,我们都非常清楚,八年抗战,国军主要在全国主战场与日军正面交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属于配合国军作战。其中,著名的忻口会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保卫战都打得非常惨烈,这些至少能够说明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还是积极抗日的。只是,国民党一方面其内部派系复杂,相互勾心斗角,另一方面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所以,在相持阶段的时候,国军是消极抗战的。
而共产党虽然在武器装备和军队人数等方面都远远差于国军,却把民族的生死存亡放在首位,能够以大局为重,坚持统一战线,摈弃党派之争,主张国共联合抗日。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抗战时期,在中共成都地下党的组织和领导下,成都人民积极抗战,并且以成都为中心的整个四川大后方,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我们知道,并深深地记住:抗战,成都在行动!
 
 

抗日救亡民主活动

成都事件
1936年8月24日,四川成都爆发了一次震惊全国的抗日救亡斗争。上万的爱国学生和各阶层民众,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非法在成都设置领事馆、倾销走私日货的强盗行为。愤怒的群众向凶恶的日本侵略者和保护他们、镇压群众的国民党军警展开英勇搏斗,捣毁了留宿和掩护日寇分子的大川饭店、公安第四分局以及贩卖走私货的交通公司、宝元蓉、益晋恒等商号;打死打伤日本侵略者各2人,军警伤亡10余人,群众伤亡30余人。这就是抗日战争前夕,中外瞩目的“成都事件”(亦称“蓉案”或“大川饭店事件”)。
“成都事件”是我国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一次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以“成都事件”为转折,接踵发生的北海、汉口、上海等事件,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并使之持续向前发展,对全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成都事件”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我国内地建立侵略据点的阴谋,有力地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以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
“成都事件”作为抗日救亡高潮中的一曲壮歌而载入史册。
天府之国的四川,地处中国西南枢要,占有天时地利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各帝国主义早就对之十分垂涎,自19世纪末,通过不平等条约,争相在重庆建立了领事馆。英国捷足先登,早在1884年前就在此设立了英国领事馆,随后法国、日本、美国于1895年,德国于1904年先后在重庆设立领事馆,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据点。
日本根据1895年4月17日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中日马关新约》的规定,增设四川重庆府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驻扎重庆;日本轮船可以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至四川省重庆府,附搭行客、装运货物。从此,日本侵略势力继英国之后侵入中国西南,打入英国势力范围,分享了长江航运权,并后来居上,1902年又取得了“在重庆府城朝天门外,南岸王家沱,设立日本专管租界”的权利,进而把注意力转向成都。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和三十二年(1906年),英、德两国驻渝领事,为有事就商于总督的方便,先得到清王朝外务部的许可,以重庆领事名义暂住省会成都,后两国驻蓉人员相继撤销,仅法国尚驻有代表在成都。该代表竞冒用领事名义设置总领事署,腐朽的清王朝官吏竟视而不见,不加制止。
民国五年(1916年)日本驻渝领事派书记生大和久义郎至蓉。民国七年六月,日使林权助照会北京外交部提出:“日本政府拟在成都设立总领事馆,派外务书记生章吉前往办事,并代表总领事馆事务。”当时外交部以“成都并非口岸,各国间虽有领事在该处居住,亦系由他口岸因公事前往暂住,并未设立领事馆。所请设馆派领一节,于约无据,碍难照办“予以驳回。后几经磋商,年底外交部才允许照英法暂住成都领事沿例接待,但“声明成都非商埠,不得以此次通融驻领发生误会”。日本终于在成都取得了立足之地。
日本在川设领事,开租界,派间谍测绘地图刺探情报,早已引起民众反感,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种种侵略行为,更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对。学生和群众一起,对日本在蓉驻地金河街56号采取软困的办法,“不准中国人进去帮他们做事,不准挑水的进去,挑粪的也不准出入“,使被困日本人一筹莫展,逼使他们离川回国,将房屋家具委托四川省政府代管。
日本帝国主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五年间,先侵占我东北三省,接着进攻上海,占据热河、察北,越长城,逼平津,进窥华北,策动汉奸成立“冀东防共政府”和“内蒙自治政府”,逼迫蒋介石政府签订“凇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一系列丧权失地的条约,使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1936年2月,日本国内发生“二二六政变”,产生了一个完全按照军部意志行事的由广田内阁制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基本国策”,“以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他们积极地把吞并全中国的侵略计划推向华南和西南,于是便把在成都设领的侵略计划,急迫地提上了日程。
1936年2月,日本驻渝领事正式向四川省政府提出在蓉设领事馆的要求;3月,“日外务省为进一步明了长江流域之军事、政治、交通等情况,决定在九江、宜昌、沙市以及重庆、成都建立特务机关,因此,藉故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并派日使馆情报部科长,素有“中国通”之称的岩井英一为领事。接着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决定立即扩大情报网,“第一步以长江流域为设施区域……而以四川为首要目的点”。8月,日本内阁决定对中国地方政权,推行亲日政策,以扩大权益,派遣资源调查队到四川进行调查。这是配合扩大情报网、在蓉设领的又一侵略项目。在成都设领是日寇侵华计划中策应全局的重要部署。日本极力推行在蓉设领的深一层原因,是妄图以此为突破口,突破关于不是通商口岸、又无侨民的情况下便不能设领的国际惯例,首先在成都造成既成事实,然后随其所需再推而广之。其后果又将是怎样呢?当时明眼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成都可以让日本帝国主义强行设领,那么全中国无论甚么地方日本帝国主义都可沿例自由设领了,试想这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危机吗?”。还有人进一步指出:“此种超不平等条约之侵略,苟运用无穷,则中国与满州伪国直无以异。”以上分析确实并非无的放矢。9月,日本外、陆、海三相决定,扩大沪、津、汉、京、蓉、粤、张等地领事馆及情报网,并决定在晋、绥的大同、包头等地设领事,这都是继成都之后在全国各地推行自由设领,以达到全面侵华的目的。
过去在研究成都事件爆发的原因时,多侧重于日本在蓉设领这一直接原因,而对日本走私货物倾销入川是引起“成都事件”爆发的另一主要原因却忽略了。而事实又怎么样呢?
日本侵华间谍头子松石孝良少将,1936年秋在长春召开的驻华侦查会议上,作了一个震动各国的报告,在谈到对华走私问题时他说:“帝国货物之向华走私,为帝国对华之断然手段。“其原因是日本“痛感原料之缺乏与市场之狭小,故于1931年‘九一八’发动满州事变而占据之,一时帝国市场与原料已得缓和”。走私是日寇侵华必不可少的内容。
其实,私货侵华早在“九一八”前即已开始,1933年后发展到武装走私,1935年走私得到日本军方的包庇纵容,达到猖狂的地步,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对海关主权的行使,关税损失极为严重。日寇势力延伸到哪里,走私货物也就倾销到哪里,西南边陲的四川也深受私货泛滥之害。
私货入川的主要途径是长江航运,这是数量最大的。日本舰只“挟运私货开到四川巫山、云阳一带,便以无线电通知重庆奸商,用木船提运”私货运到两埠之后,又由大商号批发给肩挑背负的小贩,销售到穷乡僻壤的每个角落。
私货因逃避了较重的关税,售价比国货便宜得多。当时成都陕西街有一卖仇货(即私货)的商号,除每天减价外,星期天还特别廉价,如背心,国货商店每件二毛五分,他只卖一毛五;香皂,国货每块三毛,他只卖二毛,还要打个九折,有时还送赠品,因此买主络绎不绝,国货商店则无人问津。走私货便宜的另一个原因,是日本轮船运货的“水脚”便宜,比如“水泥从上海运重庆,普通每桶七元半,运宜昌转口三元半,而日本船如‘云阳丸’之类的运货水脚,水泥直航只需四元,这样一来不但他们的私货可以畅销,轮运事业也因此发达。“日轮客运为招徕顾客,票价不但相对便宜,有时还赠送洋伞等小物品,民族工商业当然不是竞争对手,因此日船垄断了“四川进出口货三分之一,棉纱简直有三分之二”。
“日本私货通过邮购入川,数量也很惊人。1936年8月,重庆邮局曾代海关检查出私货800多件,成都检查出200多件,都是从天津寄来,其中大半是人造丝织品和其他装饰品”。
四川旅沪同乡会电请四川政府严惩奸商,以儆效尤,内附上海公益会函称:“沪海关扣留由华北运川邮袋400余件……系成都交通公司、晋泰隆、振兴号、晋义长、晋义生、益晋恒、宝元蓉、同泰长等商号。”这些都是当时成都贩卖私货、垄断市场的大商号,群众早已对之侧目。
当时政府有缉私机关,群众有缉私会等组织,二者配合查缉私货,这点重庆比成都开展得好,因此重庆贩私商号又采取挂羊头卖狗肉的办法,将私货改头换面:如都邮街一商号,打起专办国货的招牌,结果被缉私会查出是改了商标的;日本香水数十箱,被处以罚款。这都是日舰“云阳丸”挟带倾销的。一些爱国商贩贴出“饿死也不卖仇货”的标语,但终究不是竞争对手,很多被挤垮了。旅沪川人为协助政府缉私,1936年9月6日举行商、学、教育、新闻各界共50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对日本在蓉设领后“深恐走私猖獗与种种之祸变”共商应付办法,作出“电川中父老切实拒私,并制止日领复任;成立情报部,得到走私(入川)消息,即通知海关”等决定。这种努力收效不大,成都仍然私货充斥无人过问。《新新新闻》在“四川空前之外患设领与走私"的社论中痛切地告诫人们,一当日本在蓉设领得逞,便会“沿长江设特务机关,走私货物如潮水涌入……一年后行见汉奸繁殖、浪人满地……彼辈去年在北平之一切行动,定将重演于今日之成都”。事实证明这种担忧并非多余,日寇私货在四川城乡倾销的结果,使本来就不景气的民族工商业更为萧条,进而倒闭造成失业,更有甚者,将使“西南半壁破产之农村、工业、商业,势必受其摧残而置于死地”。造成如此深刻的社会影响,也即是“成都事件”能一下聚集起上万群众投入这次斗争的根本原因。
设领与走私两者又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这年8月,日本驻华领事会议决议:“第一,凡有领事的地方扩大警权一倍以上;第二,保护特殊贸易,即是保障其私货倾销。"长沙日领事馆就公开于8月警告湖南当局,要求取缔拒绝私货,这就是设领掩护走私,而走私贸易的扩大,必然引来大批日商日侨,使非法设领变成为合法设领。民国外交部8月31日就“成都事件”致函驻日使馆电文的头句就是:“自私货侵销入川,人民本极愤慨,适日本又有在蓉设领之举,岩井到渝,人民激昂愈甚。”因此,“成都人民终于在走私、设领两重刺激之下,勇敢地起来给咄咄逼我的敌人以还礼。”“成都事件”由此而爆发了。
当日寇铁蹄在我长城内外肆意践踏之际,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置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于不顾,从1931年起对红军根据地连续发动五次围剿;当红军举行长征北上抗日时,蒋又指挥数十万军队实行围追堵截,并以追剿红军为名,消灭沿途各地方实力,对四川军阀亦如法炮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35年1月,蒋介石派出权势很大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进驻重庆;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的别动队也陆续入川部署全省的特务网;进而迫使刘湘将省府由渝迁蓉;6月,蒋介石命令裁减川军三分之一,并限7月15日前完成,以削减川军实力;7月,行营参谋团又以四川各行政督查专员及县长兼行营各级军法官,并立即加委,插足地方行政;财政上,行营设立驻川财政监理处,控制全川财政预算;行营参谋团还向川军各部派出政工人员,监视执行剿共;10月,蒋进一步把矛头直接针对四川省政府主席兼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分化他的部队,直接委任他下属的师长唐式遵、潘文华、王瓒绪等分别为二十一军、二十三军、二十四军军长;继而蒋又开办中央军校成都分校于北较场,官兵达8千余人。这一切都是为实现蒋介石“分化川军,消灭甫部”(刘湘字甫澄)的方针,这对刘湘是个严重威胁。刘湘为抵制老蒋便派出心腹联络反蒋力量以图自保,广西李宗仁、陕西张学良、云南龙云、贵州王家烈都与他声息相通、互为应援,还特别派付真吾、张斯可为密使到冯玉祥处求教,冯派高兴亚为代表入川,说服刘湘,使他由反共拥蒋的立场,转变为主张抗日,赞助民主运动,与共产党交朋友的立场;王昆仓同志也根据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对刘湘做团结工作,劝他和中共合作促蒋抗日见中共上海组织派到四川的张曙时也与刘湘取得了联系,当得知日本将在成都设领后,还与刘湘下面的“黄秋侠、秞祖佑等人商定,到时举行一个反对成都设领的群众示威运动,把日本人打跑,表示四川人的爱国热情”。这便是“成都事件”发生时的四川政治背景。
1936年2月13日,日本驻渝领事糟谷廉二到蓉与刘湘晤谈,其目的有二:“一在交涉二十一年成都领馆损失之悬案;一在要求正式承认在蓉设置领馆。"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日领在蓉时已将“大日本驻川总领事署"的招牌挂在金河街56号门外,希图造成事实;民国外交部仍以“无条约根据,殊难应允”电四川省府严加拒绝。
这年6月,日本采取进一步措施,根本不考虑中国政府是否同意,便“派岩井英一为驻成都代理领事,赴蓉恢复领馆”。这立即引起了四川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方面有鉴于此,商请日方暂将此事搁置。“日方认为早有法律根据,不允照办”。日驻华使馆发言人7月26日蛮横地诡称:“因未接得我(中国)拒绝在蓉设领通知,日驻蓉代领事岩井已定于本月28日正式飞蓉就任”,强行在蓉设领。民国政府在日寇这种强盗外交下竞一筹莫展,对岩井自行赴任,外交当局与四川省政府则采取“严予拒绝”“切实阻止”“不予答证”“密令监视”等消极办法加以抵制。
岩井到蓉赴任的消息传开,首先在上海遭到强烈反对。四川旅沪同乡会8月1日召开会议提出强烈抗议,并向中央陈诉救国之策,准入京请愿。岩井一行11人在一片抗议声中于8月2日乘日舰“云阳丸”起程赴任。行前,岩井对记者发表了讲话:“此次奉派成都总领事,唯一使命为发展日本在该地商业及调查川中一般农产物及贸易状况。”所谓“发展日本在该地商业”者,即是在川扩大走私贸易也;调查农产物者,即将掠夺我天府粮仓之农作物也。
8月15日岩井船到万县,一行人上岸浏览市容,参观西山公园。具有反帝爱国传统的万县人民,当即召开全市民众代表大会,声讨日本非法在蓉设领,给予这伙帝国主义分子一个严厉的警告。
8月17日岩井等人又在一片抗议声中抵达重庆。早在8月4日重庆各界民众团体及中学等单位就为反对日本在蓉设领发出通电,吁请全国同胞一致督促政府维护国家主权。重庆各报如《新蜀报》《商务日报》等均连续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整个民族都在血渍中喘息,受尽帝国主义的凌辱,被宰割到了最后关头”“如果日本帝国主义硬要造成事实(设领),民族解放战争的火花,应该是明亮的时候了”“日本今日之对中国的威胁与控制,已非单纯的政府外交可以收效,我们应该团结起来,用中华民族的整个力量,站在救亡图存的统一战线,给敌人以打击“。这些宣传有力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
8月18日,重庆各界300余人开会,组成“重庆市江(北)巴(县)各界民众反对日本非法在蓉设置领事馆大会”,通过三条决议,即组织各界民众次日举行示威游行;通电全国请予一致响应;阻止岩井西上。
日舰“保津号”恰于19日在渝港肇事,撞沉货船4只,毁伤囤船一艘,这种破坏行为无异火上浇油,各界民众当即推选代表500余人,不顾军警阻挠,向党、政、军当局请愿,表示不达撤领目的决不终止。请愿后,代表又分成20个队到朝天门、大梁子、较场口、两路口、打铜街一带进行宣传。大会发表“告同胞书”,号召全川七千万民众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大会还致函各外交机关及工会,一致拒绝岩井等人购票西上,否则即是汉奸卖国贼,要加以制裁。这时培陵、丰都、江津、永川、合川、荣县、隆昌等县民众团体,纷纷致函大会表示支持。
由于重庆“民众反对甚力,情词激昂”,“飞机、汽车均不予售票”,“因此岩井等谍报员7人要求签证(赴蓉)当经渝公安局表示拒绝”,致使岩井一行滞留重庆,数天不敢西上,“再也不敢提设领一事”,但又不甘心就此失败。8月20日渝领事糟谷与中国川康外交特派员吴泽湘商议:谓“岩井愿以私人名义赴蓉游历,要求签证”。吴氏以“岩井此行,我方纯以外侨游历待遇,但不得有游历外之行为,如在蓉旧馆升旗、挂牌等,当勒令出境”。此时重庆人民的反领斗争仍在持续高涨,22日各界宣传队60个,深入市内及郊区宣传讲演。当天岩井自备汽车由英船万通轮装运抵渝,遭到码头、轮船、提装各工会的一致抵制,无法上岸。岩井在此情况下不敢贸然赴蓉,便派随员田中武夫、渡边恍三郎、深川经二、濒户尚等四人以游历名义,实际乃设领先遣人员,乘利川公司汽车赴蓉,试探设领事宜。
成都民众对日在蓉设领早已义愤填膺,严阵以待。8月8日成都各界除通电抗议外,并拟定了一套具体办法,即与日经济绝交;不提供食品饮料。总之恶势力一日不除即一日不忘奋斗。
8月22日“成都各界民众反对日本在蓉违法设领大会”在中山公园召开筹备会,准备斗争。华西大学学生会亦通电全国及南京学联,“誓以最后一滴鲜血作后盾”表示斗争到底的决心。23日上午,少城公园体育场,各界代表及市民自动聚集数千人开会声讨日本非法设领,大会主席报告说:“设领无异于在我民族复兴基地之四川投下一枚炸弹,极为我七千万民众所切齿痛恨。”会后整队游行示威,形成同仇敌忾的滚滚洪流,成都处在暴风雨的前夕。
此外,成都县12个民众团体及全县人民、四川旅京同乡会、华阳县各民众团体,邛崃、大邑、蒲江旅外同乡会,均致电南京和四川省政府,坚决反对在蓉设领。还有成都留日同乡会、同学会在致川省主席刘湘的电文中说:“此次日本既不遵重国际公约,又不率循外交途径,竞派岩井英一为驻蓉领事,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本会为促进中日邦交,致电岩井幸勿来蓉。”此后,民众的反日情绪更加高涨。
这时在上海,反日在蓉设领的群众运动也形成汹涌的怒潮。8月23日“四川旅沪各界反对成都设领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出席了大会。大会主席报告说:“希望全中国的爱国同胞都起来支持这次反对设领运动。”沈先生在掌声中致辞:“这次成都设领事件,我们不能把它当做只是四川人民的事情,它是关系我们整个民族的存亡的问题。”谈到对待日本的侵略,他指出;“只有抗战,从血花和火光中去争取我们民族的生存。”章先生说,“我们希望全中国的爱国同胞都起来,为这件事去抗争……使反对成都设领这个运动,变成全国性的运动……我们要将反对成都设领的意义,向国际间去宣传,使得国际上都知道,这又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行为的铁证。”最后章先生特别希望“四川父老们,把反对成都设领这一运动和全中国的救亡运动联系起来……”两位先生激动人心的讲话,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是一个激励和推动,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次大会还通过了简章和五条议案,其中第四条是“通电世界各国,申诉日本在成都自由设领之非法,请求主持公道”。这次大会很成功,对全国尤其对四川人民,是个巨大的鼓舞,其影响所及,连国府参军长吕超等也都通电全国表示反对,上海川人还冒险发动了反日在蓉设领的签名运动,取得很大成绩。
23日午后5时左右,日本设领先遣人员田中武夫等四人到达成都,住于骡马市街大川饭店,由成都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派人保护。
24日早晨全市各处贴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成都设领事馆!”、“安内必先攘外!”、“严惩汉奸”等标语。在东大街、祠堂街、总府街、皇城坝等热闹去处,人群聚集,听学生宣传演说,尤其是东北流亡学生声泪俱下,控诉日寇在东北蹂躏我河山,惨杀我同胞的滔天罪行,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这天上午,四个日本人先到望江楼、南台寺、青羊宫等处游览,并沿街购物,“看见老百姓张贴反对设领的标语,还跳出汽车随便侮辱并殴打中国人。行至交通公司门口,听到里面有许多老百姓反对该公司替敌人装运私货,他们又跳出汽车,干涉那一群老百姓,动手毒打人民。"这伙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暴行,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午,日本商人濑户尚到利川五金店取款,又到中山公园宜风茶社饮茶,招摇过市,引人侧目。下午5时,大川饭店门口已聚集群众数百人,大家责问经理曹相侯为何容留日本人居住,曹“态度骄傲并拍案叫骂,致激起纷争”。“群众已多愤慨,值日人渡边出面声辩……与接近之群众互相詈殴”。此时群众已聚集上万人,势如潮涌,日本人竟跳脚咆哮“抡起棍棒打人”。如此激起众怒,长期郁积的仇恨怒火一下喷发出来,群众奋不顾身地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保护他们的军警展开搏斗,冲突中受伤的日本人田中武夫、濑户尚二人被军警救护至督署医院就医,另二人被击毙,大川饭店被捣毁无遗。余怒未息的群众复涌至东大街、春熙路、署袜街,将贩卖日本走私货的交通公司、宝元蓉、益晋恒等商号以及公安第四分局(群众怀疑其中藏了日本人)加以捣毁。四川省主席刘湘乃下令戒严,断绝交通,直至午夜方才控制了局势。
25日晨,群众又复聚集于已被捣毁的大川饭店外之骡马市街,与军警再度发生冲突,军警持枪镇压,伤毙一名叫刘英华的小孩,“一区中新街之利川商行又被群众捣毁"。刘湘为防止事态扩大,乃下令将已判死刑之刘成光、苏得胜等二人,当作拿获之首要处决,借以镇压,局势才渐趋平息。
这次事件中,日本人伤、毙各2人;军警伤亡10余人;群众伤亡达30余人,被捕20余人。
刘湘在这次事件中,开始是支持群众的,拟借助于群众力量驱逐日本设领人员,但由于缺乏起码的组织领导,基本上是群众自发的斗争,发展结果出乎其意料之外,打死了日本人而不是“打跑了事”,这就必然引起外交问题,有可能招致蒋介石的镇压。刘湘为避免事态扩大,抢先于25日晚由省府发言人在重庆向新闻界发表讲话:“此系异党分子破坏中日调整之行动,已责令军警当局彻查缉凶。”以此推卸责任,摆脱困境。
蒋介石25日得到报告后极为恼怒,在日记中写道:“反动派之险恶煽动,民众之愚顽……可恨孰甚!”
8月26日民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成都事件”发表谈话:“川省匪患未清,致此次暴动中发生殴击日人情事……殊属惋惜,除已电知地方当局严厉弹压,加紧缉凶究办,切实保护外侨等语“以讨好日方。
此后连日以来,民国行政院、外交部的文告当中,连篇累牍均是“加紧缉凶”、“保护日侨”、“严密防范”、“查办保护不力军警”等字眼。蒋介石还犹恐“成都事件”在全国蔓延,8月29日又向全国重申《敦睦友邦令》,要民众在感情、言论、行动等方面都不得有损于日本友邦,特别指出:“最近四川成都,竞因人民暴动,发生殴击外人情事,殊违反政府睦邻之旨……特申前令,仰各切实遵守毋得违背。”这是企图将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镇压下去,迎合日本“消除排日运动”的要求。
8月26日以后,日方派驻华使馆书记官松村树堂、驻渝领事糟谷廉二等6人与中国外交部特派调查专员杨开甲、科长邵毓麟、外交部川康特派员吴泽湘,双方共同调查有关成都事件情况。调查过程中,蒋介石又于8月31日严令成、渝两地各报:“关于此次事件各报应绝对避免再刺激中日两国人民之言论记载,以免增加纠纷……对学生之活动尤应注意”,以配合调查,防止事态发展。这一纸命令竞使一些历史真相湮没了,但据当时的《新新新闻》报道,日方在调查中,“讯及以后在成都设领是否仍继续反对为念,他事并未提及”。可见日本对成都设领并未死心,但设领竟因群众反对而遭挫败感到胆寒。双方调查至31日结束,确认渡边恍三郎、深川经二两人之死亡,田中武夫、濑户尚二人之伤势,附日医之验尸书与诊断书,双方换文宣告调查结束,“成都事件”转入外交解决。
1936年8月到年底,中日外交以“成都事件”为契机,进行了调整中日关系的八次会谈。日本欲借“成都事件”强迫中国接受一系列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的无理要求,作为调整中日关系的基础;民国方面则要求在领土主权完整的基础上,处理包括“成都事件”在内的中日有关问题。
8月26日,蒋介石对四川省主席刘湘、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外交部长张群,指示对“成都事件”的处理办法:“成都击死日人案,如果属实,应即就地设法了结,一面承认抚恤赔偿,一面缉凶按律惩治,勿使此事扩大与延长,如能迅速了结,则可谦让应之,虽委曲亦可也。"这里的“谦让应之”“委曲亦可“反映了蒋介石对日外交低声下气、屈辱忍让的一贯立场,这里他又想一厢情愿地委曲求全,而不敢理直气壮地进行外交谈判。
“成都事件”发生后,日本朝野一片喧嚣,有意毒化两国关系,尤以军方野心更大,陆军、海军两省,驻天津日军,驻华使馆武官等,均连日开会各自作出决议。海军省决议中的两条是:“立即解散国民党(陆军省亦如是提出)”,“承认广田三原则”;使馆武官会议作出七条决议,其中两条是:“要求在川经济开发权(获得铁路修建、矿山开发权)”,和“促进成都领馆的开放”。这后一条是共同都提到的。以上所谓决议都交给日本政府对中国施加压力。
日本当局经多次密谋策划,于8月28日确定“‘成都事件’不应视为地方问题,当由双方政府处理之。”9月4日内阁会议确定:“日政府为调整中日邦交,决趁此时期,将谋全般解决中日问题。”这两项决定完全否定了蒋介石“就地设法了结”“勿使此事扩大与延长”的办法,并企图利用这一事件,实现更大的野心。
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在招待外国记者时说:“自‘成都事件’发生后,中国全国已充满反日情绪,类似易致燃烧之气体,一经点燃即可爆发,故日本目前至急之要求,乃在消除此种气体。”所谓“此种气体”,即当时唯一使日寇顾忌胆寒的抗日救亡浪潮,因此必欲扑灭而后快。
9月4日东京《日日新闻》披露了日政府将就“成都事件”向我提出的八项要求,前四条都是围绕消除排日问题;后三条是国际惯例对外侨在所在国非正常死亡的处理,如道歉、赔偿、惩凶等。第五条“铲除阻止日本在成都设领之行动”。这条是日本朝思暮想必欲达到之目的。对此,民国外交部拟就了八条对策,条条照办而犹恐不足,如对第五条之对策是“应以成都改领问题解决为前提,不过成都自事变后,经地方当局严厉取缔,已归平静”。这种迫不及待的屈辱求和,对贪得无厌的敌人更是一种鼓励。
英国《泰晤士报》9月5日揭露日本“东京显视(示)成都事件力奇货可居……日人惯将丘陵转成火山……(所提)要求已露不祥之兆……其目的有二焉:一为日藉故尽力困扰南京政府;其次为欲在成都获一立足之地耳”。该报对日寇的侵略伎俩可说是了如指掌,切中要害。
9月15日,民国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以成都事件为中心”举行第一次会谈,双方对中日间一般问题交换了意见。川越就此事提请国府注意,并探询对此事的意见;张群除表示遗憾外,详述了中国方面处置此事的经过。所谈内容完全保密。
上海各日文报纸,在中日交涉期间,连日刊登所谓蓉案真相照片,“其伪造痕迹显然可辨”。这种恶劣的行为引起上海各界的强烈反感,要求当局交涉纠正。这显然是日方配合谈判所作的精心安排。
9月16日中日双方又以9月3日广东北海日侨中野顺三与华人争执被击身死的北海事件为中心,进行了第二次谈判。
9月19日又发生了汉口日租界内日警吉冈被杀的“汉口事件”。21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说:“关于`汉口事件'……似系有计划之行动……类似成都及北海事件,为易燃烧气体之排日主义的结果……更坚决地要求中国当局,完全取缔排日主义,调整两国关系。”从成都、北海、汉口三事件来看,并没有什么内在联系,后两者受“成都事件”的影响则是可以理解的。日方视为有计划的行动,则是别有用心。
接着,日外务省又提出了与上面事件毫无关系的四点主张,即华北五省自治;解决中日航空问题;修改对日货的关税;中国尽量聘用日本顾问等。9月23日张群与川越进行第三次谈判,川越将日方条件提交与张,张把国府解决“成都事件”的办法说明后,对调整中日邦交向日方提出针锋相对的五条对案,即“取消塘沽、上海两协定及“九一八”以来被迫订立之文字;取消冀东伪组织,取缔走私;华北日军及飞机不得任意行动及到处飞行;绥东剿匪等,这是蒋介石对日外交中第一次提出如此强硬的要求。双方会谈以破裂而告终。
就在23日晚,上海又发生了日本水兵在日租界内遭枪杀的“上海事件”,日本此时“愤怒已不可遏止”,发出战争叫嚣,要“发动实力”“行使最后计划已经迫近”等等,形势一度颇为紧张。蒋介石24日在日记中写道:“……察倭寇素性之残暴,决不可能避免战争……非我亡,即彼亡。”当日电告何应钦等,“对方已具一逞决心,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作了应付不测的准备。
英国《孟哲斯特导报》分析:“最近中国屡次发生之意外事件……皆为中国人民反日情绪自动爆发的结果。”还意味深长地提醒日本不要对中国发动成争。该报说:“中国目下业已全国统一,且已有完备之武装,其人民之爱国心理亦极为热烈,日本即使有与中国一战之意,亦须经审慎之考虑,因其已不如从前之易与矣。”
日方见威胁无效,又提出要与行政院长蒋介石进行一对一的谈判。10月8日蒋介石接见了川越,“对最近发生的事件,引以为憾,对业经调查之成都与北海两事件……按国际惯例即时解决”。川越说:“‘成都事件”及其后续出之不幸事件,其性质对中日两国之交有重大影响。经此次会谈后,中日关系又暂趋缓和。”
以后中日虽然又连续进行了五次谈判,但都未能打开僵局。以“成都事件”为契机的调整中日关系的八次谈判,就此结束。民国方面除在成都设领屈服于压力之外,顶住了日本的威胁,作了抗战的准备,使日本提出之种种无理要求未能得逞,又转而同意按照国际惯例处理“成都事件”,于1936年12月30日中日就“成都事件”换文解决,内容为:
1.外交部向日本政府表示歉意;
2.中国政府给予死者遗族及伤者抚恤损失医药费,共计国币9万8千余元;
3.事变时当地负责人员分别予以处分;
4.凶犯依法惩办。
以上赔款于1937年1月5日由刘湘负责如数筹齐汇外交部转交,这笔为数不小的款项负担最后还是落在人民身上。
震惊当时、激动人心的“成都事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中国共产党很快得到了这个消息,次日(8月25日)即在“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中,列举了日寇一连串侵华事件后指出:“在四川强设领事馆,激动了残杀爱国同胞的巨变。”结论是,所有这些,只是指明日寇灭亡中国的形势,已十分危险,和平绝不可能,抗战绝不可免。对“成都事件”在促进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给予了肯定。
吴玉章同志在巴黎《救国时报》上报道了这一消息,海外爱国侨胞纷纷表示支持成都人民的正义斗争。
“四川旅沪各界反对成都设领联合会”在慰问蓉案被难烈士家属的电文中指出:“廿四日……蓉城春熙路上万余同胞之奋起,以惩彼凶顽,保我族类。”在电呈国民政府请求惩办枪杀爱国同胞凶手电文中,沉痛地悼念“成都事件”中的牺牲者“其旨即在爱国、其意更出至诚,此种爱国精神正吾国不致灭亡之保证”见这时正在上海演出的“成渝川剧促进社”全体成员激于爱国热情,和四川旅沪同乡会一起,对反日设领举行募捐义演,“成绩甚为良好”,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贡献。
“全国各界抗日联合会”致电南京政府,望政府“火速备战与敌人一拼,否则我不愿作亡国奴之民众当知有以自处”,督促对日宣战;在致四川省府电中,“望一面电呈中央督促对日抗战,反对屈辱投降,绝不承认在蓉设领,一面保护救国运动,开放民众织组、并整备军事抗日行动”。《救亡情报》指出:和平忍耐到了最大限度,成都反领怒潮“也许将席卷全国全世界……民族间的仇恨的清算,已到了最迫近的时候”。
由于日本对中国实施全面侵略,以达到独占的目的,因而严重地损害了美、英、法等国在华利益,三国代表曾在上海磋商对策。“成都事件”后,当日寇海军在上海蠢动之际,美国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命令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进入戒备。
当日本对“成都事件”大呼特呼之时,英《泰晤士报》不无讽刺地要日本记住“五年前日军在中国境内随其所欲,任意杀死华人,此为不可忘记之事实”。
美国《纽约时报》评日寇侵华政策时,指出日本在华实施的政策“使中国之仇恨与日俱增,民气激昂,所足引为怪异者,乃日侨被击之事件何如此之少,并非如此之多也”。
还值得一提的是,日寇的法西斯同伙—德国国社党中央机关报《人民观察报》,谈”成都事件”发生是日本对中国“迭次施以侮辱所造成之结果”。
西方国家对日寇在“成都事件”后的种种蛮横之举纷纷予以抨击,使之一时陷于孤立。
日本国内有识之士及友好人士,对于“成都事件”以后国内朝野掀起的反华浪潮,保持着“清醒的客观态度“。前任驻华大使、已离开日外交界的有吉明,9月8日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中日关系再检讨”一文中,对两国政府,望以两国关系之前途为重,谓成都事件“此为前所不能免者,两国政府应共同负责任,对偶然发生之冲突,迅速予以解决”。
《东洋经济新报》总主笔石桥湛挟在《中外商业新闻》上撰文批评“日本报纸抱极端的爱国主义,已成官僚外交机构”;又针对中日以“成都事件”为契机的谈判指出:“日本交涉之策略,证明其为愚拙者,廿一条要求之危险,殆将重演,而日本之大不幸将较中国为尤甚。”还指名批评外相有田在谈判中“明于责人而昧于责己”。
他们在当时日本国内一片战争狂热的叫嚣声中,能挺身而出,力排众议,主持正义,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可叹可恨者,当时国内却有极少数的报纸,不顾事实,对“成都事件”横加指责,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如上海《大公报》,在8月31日、9月8日的社评中竟然宣称:“此次成都暴动,已予世人以极恶之印象……大抵四川民情浮动嚣张,自昔已然,辛亥革命杀端方、赵尔丰,清室之亡,川省民变实其导线,民情如此……至因暴动殴及和平职业之新闻记者致死,尤足表现一般民众无知识、无理解……为国家贻困难,授外人以话柄,此诚不仅川人之羞也……望中国方面有错认错,坦白办理。”这篇评论完全站在敌人的立场,仇视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奇文刚一出笼就遭到各方面理所当然的口诛笔伐。还有的团体也“替敌人帮忙”,如京沪23家报馆在10月3日联合发表的《中日关系紧张中吾人之共同意见与信念的宣言》也指责成都等事件是“如此之卑劣仇外暴行加于邻邦之个人。此等事件之策动必为蓄意破坏中国,且意图促起中日破裂之阴谋……”这些言论都充当了敌人的喉舌。
至于那四个到成都的日本人,虽然打着游历的招牌,而实际执行着侵略中国的设领任务,虽然也披着记者的外衣而实际却是凶恶的日寇间谍。据当时刘湘重庆警察局密探队负责人熊悼云证实:“来成都的四个日本人,都是日本特务织组‘黑龙会’的人员。”又据当事人何北衡文章,“濑户尚是南满铁路对华文化基金委员会会计,其他三人都是武士道,深川经二的剑道上了第五段,渡边恍三郎和田中武夫的柔术也有二段以上功夫。显然,他们都是属于日本军阀特务系统。”其在成都设领的目的之一就是建立情报网,这些人必系间谍无疑。
再则,此四人在成都的一天时间内,就曾多次毒打、辱骂我贴标语、查私货的群众,激起众怒而被击毙,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他们不是什么“和平职业者”、“新闻记者”,而是不折不扣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
当时《救亡情报》对上述文章痛加驳斥后指出:“成都事件……正是中国抗日救亡的一种热情表示,这表示正象征中国前途还有挽救的希望……我们要挽救民族的危亡,要驱逐强盗侵略者,只有抗战。至于成都事件也只有抗战的精神,革命的外交才可以得到解决。”历史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以“成都事件”为标志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及其发展,必然导致民族解放战争的迅速到来。在“成都事件”的直接影响下,四川民气发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各种抗日救亡组织纷纷建立,各种抗日救亡刊物亦陆续出现,作为民族复兴基地的四川,将为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作出贡献。
在“成都事件”震撼之下,法国驻华使署在民国外交部的交涉下,撤销了原伪称之驻蓉领事名义。1936年10月8日驻蓉法领事贝珊,致函省府,声明已奉到训令,撤销领事名义,改称“大法国外交部派驻四川交涉员”其他事务照常进行。
日本在蓉设领失败后,在中途滞留重庆,不敢到成都赴任的驻蓉代领事岩井英一,后因行为不检,被驱逐出境,1937年4月15日离开重庆,临行前无限悲哀地说:“赴蓉视事未成,同伴殉难,外交失败,空前耻辱”,言时声泪俱下)。这个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可耻下场,并没有使日本在蓉设领死心,日驻渝领事糟谷廉二还不止一次地要求到蓉设领,但阴谋始终没能得逞。
 
【资料来源:《成都文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卷上˙救亡图存》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2007年5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川大稻草案”始末

1938年三四月间,国民党顽固派诬陷救亡学生康乃尔、王玉琳贪污稻草价款,其目的是想用诬陷康、王的办法,来打击川大和成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党的直接领导下, 依靠各方力量、群众的声援和康、王积极的斗争,终于在政治上、道义上和法律上取得了完全胜利。顽固派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原想打击进步力量,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卑鄙无耻,更加促进了川大和成都救亡运动的高涨。
在七七事变之前的斗争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还是坚持“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在七七事变之后的斗争是团结御侮积极抗战,还是破坏团结破坏抗日。这两种主张、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在川大、在大后方、在全国一直进行着。
坚持内战和主张抗日这两种观点在川大师生中进行着针锋相对的争论和斗争。国民党顽固派在日本侵略者吞并东北、热河并大举向关内进攻面前,一直采取不抵抗主义。当时日本逼迫国民党签定《何梅协定》,攫取了河北、察哈尔大部分主权,继又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已发发可危。可是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民族的危亡仍坚持内战,不准抗日,这激起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1935年北平爱国学生在党领导下爆发了要求抗日的“一二·九”运动,向全国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这口号极得人心,很快传到全国各地,也传到川大师生中。我赞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入川大后,很快就发现所接触的不少同学都是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这是当时总的形势。
正是这个时期(1936年下半年),在北平参加“ 一二·九”运动而被学校开除的地下党员韩天石、王广义、王路宾,在上海参加抗日活动被开除的康乃尔转学来川大。加上川大文学院学生熊复、张宣、彭文龙、吴德让、余涧南、王世焕、蔡天心,法学院的胡绩伟、周海文、王大民(即陶然)、张越武(即张映吾)、张希钦(即张铁汉)、万骥、徐恩贤(即徐坚)、蒋汇泽,理学院的邓照明、汤幼言(即丁鸿)和农学院的罗贤举等同学,都各自在联系的同学中宣传抗日主张和传阅进步书刊。韩天石还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建立“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活动。在教授中如黄宪章、谢文炳、刘大杰、熊子俊、李相符、高新亚等也是支持或同情学生抗日的。其后,在1937年又有上海和北平转学来的陈毅乔(即李冰洁)、王彦立、程天赋、杨汇川和新入学的喻厚高、赖自昌、郭治澄、孙孝实,延安学习归来的郭先泽(即郭琦)、刘志皋(即曾凌)等同学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这样在川大就形成了一支发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势力也深入川大来了。1935年国民党CC头子、教育部长陈立夫派他的亲信孟寿椿来川大任秘书长。孟带了同伙钟行素任川大训导主任,在职员中也带来一些CC爪牙,再加上学生中有CC和复兴社分子,还有国家主义分子(国家主义分子在教师中有一定数量),这样在川大也形成了一支与进步力量对立的、以孟寿椿为首的反动势力。进步与反动的斗争就必然在川大反复出现。
1936年8月,日伪军开始侵犯绥远,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率部抵抗。11月,绥远抗战扩大,击败日伪联合进攻,收复百灵庙。要求抗日的同学极为高兴,校内由康乃尔发起,有各学院(其中又主要是文、法学院)学生参加,在文学院的榴荫院(男生院)召开了声援绥远抗战的会议,并成立川大学生援助绥远抗战会(简称“援绥会”)。会议由康乃尔担任主席,会上一致主张抗日救国,要国民政府火速出兵支援绥远抗战。可是就在群情高涨中,学生中的国家主义分子赵诚(笔名“奶娃”)跳出反对,叫嚷“攘外必先安内”,又说什么“应否抗战是政府掌管之事,应由政府决定,学生职责在读书,不容议论政府该不该抗战”。同学们一听极为愤怒,王玉琳首先驳他:“‘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古之明训,‘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是举国要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有甘做亡国奴的人才不抗日。”接着群起反对赵的发言。赵诚见势不妙,退出会场,灰溜溜地走了。“援绥会”在师生中募过捐,宣传过抗日,但时间不长,随着绥远抗战的夭折,“援绥会”也就停止活动了。
1936年冬,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把坚持“剿共”的蒋介石扣了,逼蒋抗日。川大和成都进步学生兴高采烈。成都学联(成都学生救国联合会)印发了声援张、杨,促国民党抗战的传单。川大进步同学将传单在街头、在校内到处张贴,并热情赞扬张、杨的正义行动。可是在反动学生特别是军事教官中则是一片哀鸣,骂张、杨是“以下犯上”。这样,进步的与反动的双方又在校园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得CC和复兴分子灰溜溜的。由于党中央的英明决策,西安事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当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时,一度有如丧家之犬的反动分子又以为捞到一根稻草,叫嚣这是他们的胜利,是张学良被“蒋委员长伟大人格感化”的胜利,说什么张学良把蒋扣起来后发现“委员长人格伟大”,受了感化,才把蒋送回南京的。可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真相很快被人们知道了,不是什么“蒋委员长的人格伟大”,而是共产党政策的英明伟大。黄宪章教授在法律系课堂上讲课时,学生们请他讲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看法,他公正而感慨地说:国民党打共产党打了10年,杀了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今天张、杨把蒋扣起来,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避免内战,不念旧恶,却劝说张、杨把蒋放了。这真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令人敬仰!顽固分子妄图混淆是非的叫嚣破产了。经过关于西安事变的争辩和交锋,川大进步学生的力量发展了,同学中要求抗日的增多了。
卢沟桥的枪声响了,长期压抑在人们心中的抗日火花也爆发出来了。就在七七事变后的几天,川大与成都各界一样,由康乃尔等倡议,在文学院礼堂召开了“川大学生抗战后援会”成立大会,一致声援华北抗日战争。这次会上,国民党人未敢公开出面反对,一贯主张抗日的同学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这在川大就有了公开的阵地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川大学生和成都各界的“抗战后援会”成立不久,经过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同意成立“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国民党由于自己没有群众,想利用这个组织来控制抗日活动,而党组织则以这个组织来扩大进步力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个会的实权掌握在进步力量的手里。川大的CC孟寿椿当时还没弄清这个情况,以为这是“官办”的组织,正苦于对进步学生,自己组织的“川大学生抗战后援会”无法控制,便佯称川大学生要抗日,川大教师也要抗日,并暗中把他在教职员和学生中的力量都动员起来,用成立包括师生在内的“官办”的“川大抗敌后援会”,以代替和取消“川大学生抗战后援会”,排挤进步力量。康乃尔和王玉琳从黄宪章教授处得知情况后,与进步同学商量组织应战。1937年8月14日,由校方主持在文学院礼堂召开成立“川大抗敌后援会”的大会,投票选出27人为执行委员,其中当然委员(即不要投票选举就是执委)7人,即校长张颐,秘书长孟寿椿,训导主任钟行素和文、法、理、衣学院院长。教职员中选出黄宪章等7 人为执委。学生中选出卢良弼、郭伯均、张伯齐、康乃尔、王玉琳、张越武、杨昭伦、黄昌运、邓照明、顾葆良、刘成壁、陈天鉴、罗耀武等13人为执委。又由执委中推选张颐、孟寿椿、李炳英、熊子俊、黄宪章(教职员)、康乃尔、王玉琳、顾葆良、刘成壁(学生)等9人为常委。常委中推选张颐、孟寿椿、康乃尔3人为主任委员。在常委委员中进步教授(黄、熊)和学生(康、王)加正直的师生占绝对多数,张颐是学者(政治倾向四川地方势力),不管事,真正反动的只孟寿椿1人,极为孤立。这次选举的结果完全与顽固派的愿望相反,不但没把进步力量排挤出去,反而使川大抗敌后援会第一届的领导权又掌握在积极主张抗战的进步师生手里了,这是因为顽固派在川大没有群众基础。在常委下设立3个组,组织组组长是彭文龙,宣传组组长是江序丰(靠近康乃尔他们的同学)。为了团结对方,把总务组组长让给校方搞总务的职员CC龚曼华。康乃尔他们有了后援会这个合法阵地,便在全校、在成都开展蓬蓬勃勃的抗日救亡活动,还组织宣传队分赴郫县、新都、新繁,既对群众作了抗日宣传,又发展和培养了学生中的进步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顽固派当然不甘心,又不敢公开出来反对,便在黑暗角落里搞了一个“黑传单”的闹剧,妄图用造谣和谩骂来恐吓进步学生。1937年11月下旬,川大CC和复兴分子偷偷地印了一个所谓《除奸特刊》,黑夜里在学校散发,没有公开的署名和出版者,对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一一进行人身攻击。诬蔑康乃尔“吃了萝卜”(意为领了苏联津贴),王玉琳是“人民阵线”,邓照明是“人民阵线的幼稚虫”,对黄宪章教授也点名进行人身攻击。正因为黑传单造谣得太离奇就更没有人相信,其结果不但没有丑化救亡积极分子一心爱国、品学兼优的高尚的形象,反而暴露了他们无中生有造谣诬蔑的卑鄙丑态。黑传单没有吓退他们,反而更激励了他们的斗志。
“黑传单事件”没有达到目的,又发生了“拘捕黄宪章事件”。1937年冬,有数万民工被国民党政府征集在凤凰山为抗战扩建军用飞机场。在党组织发动下,川大和成都一些学校的抗敌后援会组织学生前去慰劳民工,宣传抗日,并借此机会让青年学生接触和了解工农群众的生活。这天,不仅川大去了男女同学近200人,其他学校去的学生也不少。大家通过讲演、唱歌、街头活报剧向民工宣传抗日,同时也亲眼看到他们为抗战出力的辛劳。这次黄宪章教授也参加了慰劳并发表了激发抗日热忱的演讲。学生和民工的情绪很是高涨。
顽固派面对以川大为首的各校高涨的抗日情绪,怕学生再接近工农群众,于是制造了拘捕黄宪章教授事件。1937年12月6日,他们假川康绥靖公署军法处之手把黄宪章抓了,扬言还要抓康乃尔(康乃尔暂时躲藏起来)。他们制造的罪名是黄在凤凰山飞机场“煽动民工”“破坏抗日工程”。这种颠倒黑白的造谣中伤,不仅激起川大师生的愤慨,还激发了成都文化界、新闻界对顽固派的一致愤慨和对黄宪章的广泛同情和声援。由于各方面的反对,加上四川地方势力与国民党顽固派有矛盾,顽固派当时还不敢冒犯众怒,终于被迫把黄宪章释放了(康乃尔也出来了)。川大学生鸣放鞭炮,在文学院礼堂召开了欢迎黄先生胜利回校的大会,宣告“爱国无罪”,痛斥和揭露了顽固派对爱国者的诬陷和迫害。
当然,顽固派不会甘心。1938年3月,他们又制造了“稻草案”。他们对川大抗敌后援会掌握在进步力量之手,一直不甘心。因为川大的抗日救亡活动,在成都整个学生救亡运动中正起着带头作用,他们于是选择了康乃尔和王玉琳作为集中打击的目标,妄图通过对康、王的丑化和诬陷,夺取川大抗敌后援会的领导权,并借以打击成都学生救亡运动。
康乃尔和王玉琳是川大抗敌后援会中的负责人,是他们俩组织同学们到飞机场慰劳民工的。同学们到飞机场后,目睹民工白天辛苦劳动,晚上却睡在四面通风的工棚里的潮湿的地上,隆冬已到,难以御寒,提议买稻草送给民工做铺垫,是康和王共同经手买稻草的。而孟寿椿及CC和复兴分子却共同制造伪证诬陷康和王在支付稻草价款中作弊。当他们经过精心策划,背着康乃尔和王玉琳搞到所谓“证据”后,于1938年3月23日下午,分别通知康和王到校长室“谈话”。当时有校长、秘书长、指导委员会主任和文、法学院院长都在座,阵势“威严”。这根本不是什么谈话,而是搞突然袭击,在他俩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的“集体审问”。孟寿椿等人以为这两个青年学生哪堪这一闷棒,定可压他俩就范。张颐开场讲了几句,两个学院院长未参与发言,主要“审问”的是孟寿椿和钟行素,说什么经过所谓“清账委员会”查出康乃尔和王玉琳两人在经手稻草价款中舞弊。他们连骗带吓地说,学校当局是爱护学生的,今天你们两位同学只要在校长和老师的面前认错就算了,校方不愿把事态扩大。康乃尔和王玉琳虽来不及交换对策,但心底坦然,光明磊落,毫无畏惧,一致把他们顶了回去,说明他们完全出于一心爱国救亡,从未想过谋取私利,说他们贪污,全属子虚乌有。
孟寿椿见软的不行,开始对他俩恐吓:“你们在这里再不承认,如果人家拿出证据,如果上法庭对证,你们怎么办?”康乃尔说: “忠良被冤,忠良坐牢,这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但历史终会证明,忠良是忠良,秦桧是秦桧,而且一切秦桧式的人物都无好下场。我们不怕诬陷!”见他们态度很硬,孟寿椿又改口说:“你们两位同学的为人,我们学校还是相信的,但目前同学们要求查处你们的呼声太大,是不是暂时离开学校躲一躲,学校负责保留你们的学籍,等这风头一过再回校读书。”康乃尔两人马上察觉到这又是阴谋,只要他们两人一离开学校,孟寿椿他们就会立刻宣布康、王“畏罪潜逃"。于是,康乃尔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无所畏惧,绝不躲避。”至此他们已无法再“审问”下去了,只好宣布“散会”, “集体审问”就此收场。
当康乃尔和王玉琳刚从校长室出来,就看见顽固派早已准备好的“清账委员会”的大布告贴出来了,宣布“康乃尔、王玉琳在抗敌后援会中舞弊”。他们还贴出“康乃尔、王玉琳吃谷草”的漫画,借用四川习惯语“牛吃谷草”,讥康、王是牛,是畜牲。随即,康乃尔和王玉琳他们也以布告还击,阐明事实真相。这样两种布告、两种观点,又在川大学生中,乃至校外的学生中展开了一场辩论。一切CC复兴分子说“康、王贪污确有其事”,甚至说如果没有其事,“敢用脑壳打赌"。进步同学运用顽固派历来搞阴谋的事实,严正指出“这是政治陷害,定会水落石出”。当然,在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学当中也暂时引起一些混乱。
孟寿椿等人正是利用他们在一些人中制造的混乱,趁事件的真相未及澄清,就迫不及待地召开了大会选举第二届川大抗敌后援会。由于顽固派不仅利用诬陷康、王制造混乱来进行夺权,而且选举中开箱数选票时又进行舞弊,再加上川大进步学生内部的步调当时还来不及协调一致,他们才把川大抗敌后援会领导权夺过去了(川大抗敌后援会也就从此名存实亡,再也不做救亡工作了)。顽固派极为得意,正式向四川成都地方法院控告康、王侵吞后援会公款。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已不限于打击川大的救亡运动,而是向成都的学生救亡运动施加压力。顽固派利用他们手中的报纸,大肆谩骂“借救亡之名,行贪污之实”,说“什么学生救亡领袖?原来是吃草的”。其中3月27日顽固派手中的《复兴日报》刊登了《川大抗敌后援会竟有人舞弊——康乃尔难逃法网》的文章,气焰极为嚣张。
为了回击顽固派的挑战,康乃尔和王玉琳在击败他们的“集体审问”,从校长室走出来后,于当日下午即去找卖稻草商人彭世松。彭是一个非常忠厚的人, 一见康乃尔和王玉林到来,即抢先向他俩说:“腊月三十我不在家,仅我儿子荣章在家里,川大有人来要买稻草,拿出一张早已写好的定货字据要儿子盖章,今天(3月23日)上午我儿子被叫到川大,钟主任(钟行素)找他谈话,又要我儿子在一张字纸上画押盖章,我儿子不识字,又傻,不知这两次字纸上写的什么,很担心儿子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情。”他还说:“ 一个人一定要有良心。我平生做生意还没遇过像你们两位先生这样的好人,买这样多稻草不但不要一文回扣,连上茶馆喝一杯茶都没喝过,如果坑害了这样的好人定遭雷打。”他反复向康、王申明“决不做味良心的事”。康和王赞扬了他的正直,并请他亲笔写了一张收足稻草价款的字据。其后,彭还写了一封信给他俩述说他儿子受骗情形,要他俩“勿多心”等语。这样,康和王就拥有了有力的人证物证,为日后的法庭斗争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可是他们俩的对手在把伪证两次骗到手后,就高枕无忧坐等开庭了。
这时,康乃尔已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任四川省工委学生工作委员会委员。学委书记是韩天石同志。学委会为讨论川大稻草案,曾多次开会研究过,开会时还有省工委领导同志邹风平参加。省工委动员了成都新闻界、文化界、教育界的进步力量和救亡团体声援这场斗争,组织反击。党布置康约王去找一位律师给他俩作指点。这位律师是吴德让的父亲,他告诉康乃尔和王玉林“判定是否犯罪首先在于事实认定”,事实认定不了就不能定罪,要康乃尔他们针对“事实之认定”向法院提出被告的诉状。康乃尔他们照办了。省工委领导人张曙时同志通过上层统战关系告诉成都地方法院(四川地方势力)说:“事关抗日,舆论关注,要秉公处理。”当对法庭的斗争做了充分准备后,党又指示康和王他们于3月26日具文呈学校当局,表示为了维护校誉和同学友谊,为了团结御侮,避免箕豆相煎,不愿事态扩大,要求调集人证物证,对质公判,在校内解决。孟寿椿等人正趾高气扬,自以为得计,仍然置之不理,这样康、王只好在法庭上去同他们进行斗争了。
四川成都地方法院发出了传票,定在3月31日开庭审理。这天,省工委动员组织有关人员和新闻界的进步记者去法庭旁听。在川大支部动员下,川大很多爱国学生都去了,还有其他学校的学生也去了不少。当然顽固派也派了自己的记者和学生去(但为数不多)。旁听的人把法院内外挤得满满的,大家都以急切的心情等待法庭审问,见个分晓。到庭旁听的人如此众多,就是一种群众力量的显示。本案如果审理不公,将会激起群众公愤。人心的向背,不能不使法庭重视。
法庭下午2时开庭了。法庭说“侦查审问”不让旁听。但记者和群众却不愿意离去,一直等候在庭外。庭内正式开始审问了,检察官巫德源先问原告陈开运。陈说他们抗敌后援会“清账委员会”发现被告在慰劳飞机场民工中,购买稻草仅两万斤,竟证报为三万斤,侵吞一万斤草价85元。陈很有把握地说这有两张证据为凭。第一次,“清账委员会“派人去问卖稻草人彭荣章,他就承认被告侵吞了一万斤稻草价款;第二次,学校当局钟行素主任为了核实,亲自找彭荣章谈话,他又再次承认少买一万斤属实。这两次都有他划押盖章记据为凭。检察官问康、王,康、王都说买稻草两次,共三万斤,每万斤价85元,共255元,分文未少,全部付消。这既有飞机场收足稻草三万斤的收条为证,又有卖草人彭世松收足价款255元的收条为凭。检察官最后问证人彭世松,彭说:“去年卖康、王二先生稻草三万斤,收款255 元,康先生交200元,王先生交55元,分文未少。腊月三十日我不在家,川大来人要再买五万斤,交了2元订金,只说要签订一个买卖字约,根本没谈过康、王先生买稻草多少的事。他们利用我儿子目不识丁,骗他在他们拿出的一个字纸上盖章。今年3月,他们把我儿子叫到川大去,钟主任和警察(校警)逼着我儿子,又在他们写好的那个字据上画押盖章,说不画押就不能回家。过去他们向我儿子说是买稻草字约,今天才知道这是他们搞的两张害人的‘证据’”。彭荣章也如实陈述了他被骗的过程。彭世松又申明说:“经手卖稻草三万斤是我彭世松,不是我儿子彭荣章,他们根本没问过我,骗我儿子彭荣章画押盖印的那两张字纸不能作数。”陈开运忽听此言,大出意外,面呈土色。康乃尔和王玉林听了好不高兴!顽固派的卑鄙行径是极不得人心的,善良的人们是主持正义的。至此法庭以尚须调查证据、改日审理为由,宣布休庭。
康、王(连同证人)高兴地从法庭走出来,还未及开言,记者和群众一见就知道是好的征兆,就把他俩连同原告、证人包围起来,想立刻问个明白。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尽快地详尽地把法庭侦讯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众呢?还是机灵的记者有办法,他们立即提出要做现场采访。大家顿时安静下来,由记者访问,静听原、被告人和证人各自的谈话。这样就把刚才法庭审问的情况又全盘再现在群众的面前,特别是证人谈到对方制造伪证,还有钟行素参加时,更激起了群众愤恨,同声骂可鄙!可鄙!这时陈开运等狼狈极了,当有一个记者问他对证人谈话有何评论时,他不敢正面回答,嘟嘟囔囔地说,这是周畅富、魏辅南调查的材料,他当原告是上面派的(意为案件他也不太清楚),并说他平日与康、王两同学是无仇的。至此,原告已认输并求饶了。第二天(4月1日),快报、四川、新民、兴中等报纸刊登了这个现场采访记。记者虽没有说业已定案,但基本事实已大白于天下。川大和成都的爱国学生和群众极为高兴,胜利的佳音到处传播。
但顽固分子中仍然还有极少数人挣扎说“法庭还在调查证据中,尚未结案,谁胜谁败还难说呢”。4月28日“四川成都地方法院裁定书”正式宣告康乃尔、王玉琳买稻草三万斤属实,并未以少报多, “无犯罪嫌疑”“不予刑事处分”,并指出原告提供的证据,即彭荣章的“供词“, “系该会(即清账委员会)写好,强迫画押盖章,其供词自不足采用”。这样,康乃尔他们的斗争终于胜利了。但为稳重计,按国民党政府法律规定,原告对“不起诉处分”不服可在20天内“申请再议”,他们为阻止顽固派利用这条规定进行拖延和纠缠,等待20天后,才在报纸上进行反击,彻底揭露他们破坏抗日救亡的阴谋诡计。为此,“川康社”发稿,由《四川日报》等公布了法院“不起诉处分书”的全文。曾鼓噪一时的反动报纸现在噤若寒蝉,好像他们从未报道过“稻草案”;肯定康、王确有贪污,敢用脑壳打赌的CC复兴分子也龟缩起来,无法向群众履行自己的誓言。进步报纸和学生则乘胜追击,对顽固分子在政治上给予彻底抨击。有的报纸还要求在法律上对诬陷爱国者实行反坐。当然,舆论上这样伸张正义是对的,但是根据党的指示,这场斗争的目的,主要是在政治上打击他们,而不是真的要法院治陈开运等人的诬告罪。而且在当时情况下,即令告他们的诬陷,法院也不会治罪的,所以,根据党的指示,最后以康乃尔和王玉琳的名义于5月27日发表了《川大稻草案水落石出》一文刊于《大声》周刊。康、王在系统地阐明事件真相,着重揭露顽固派的阴谋后,声明:“本人等仍本前次之态度,不拟以诬告罪反坐对方,免致陈开运同学等有所损失。惟望自此以后能念及亡国之惨痛,激发天良,捐弃成见,共御强敌,则此不幸事件未始非吾人友谊更生,亲密团结之起点也。”
历时两个月的“川大稻草案”这场斗争,以成都地下党在政治上、道义上和法律上的完全胜利和顽固派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虽然川大内的顽固派把“川大抗敌后援会”夺过去了,但党组织认为“川大抗敌后援会”这个组织形式不能再使用,可采用另外的组织形式。于是,川大进步力量又汇集和转移到以文、法学院为基地的“成都学生抗敌宣传团第一团(团长俞厚高)”和以理、农学院为基地的“成都学生抗敌宣传二团(团长王天徽)”,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继续前进。队伍更加团结和壮大了,华西大学等组织有抗宣三团,协进中学等组织有抗宣四团,整个成都的学生救亡运动在继续高涨。
川大的斗争,特别是“稻草案”的斗争说明了什么呢?
川大斗争的胜利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是党的领导的胜利。党提出和制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政策是完全代表民族利益、顺乎历史潮流、合乎民心的,因此能把一切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四川省工委及其学生工作委员会对川大稻草案自始至终的正确领导,更从组织上保证了斗争的胜利。党组织不仅在每个关键时刻给王玉琳等进步学生作了具体指导,而且还动员了群众,动员了舆论,并利用了地方势力与国民党顽固派间的矛盾,促使成都地方法院保持中立的和较公正的态度;当党领导进步学生给顽固派在政治上、道义上彻底揭露和打击之后,又适可而止,团结了对方一些可以团结的同学。整个斗争有理有利有节,是成功的范例。
川大几次斗争的胜利说明,顽固派先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不让抗日,后是限制抗日、破坏抗日。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能不激起川大爱国学生和一切爱国人们的坚决反对。顽固派每一次对我们爱国力量的打击和破坏,经过地下党和进步学生的斗争,不仅没有限制和削弱抗日组织的力量,反而发展和壮大了。孟寿椿等人制造“稻草案”的目的是想以此来打击川大和整个成都学生运动,结果却更加提高了救亡学生的威信,推动了川大和成都学生救亡运动的开展。而顽固派则用自己一次又一次的丑恶表演,使自己在群众中越来越孤立。孟寿椿、钟行素终于声败名裂,于1939 年在学生唾弃中滚出川大了。
川大斗争还说明了我国青年学生是爱国的,追求真理的。他们为了爱国投身于党的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救亡运动。参加救亡工作是没有报酬和奖金的,不仅自己掏腰包,而且还要受到打击、诬蔑,还有坐牢危险。但是愈受打击就愈恨顽固派,愈爱共产党,其中很多人由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而拥护党的全部政策,由爱国主义者逐步发展为共产主义者。事实证明,川大第一届“抗敌后援会”和“抗宣一、二团”的绝大多数骨干分子,先后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战斗。
【资料来源: 《成都文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卷上.救亡图存》,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 2007年5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抢米事件“真相
 
1940年成都“抢米事件”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在其统治区对中国共产党进攻的一件大事。自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日本把主要军事力量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对国民党的方针,则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加之英、美的劝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便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先后制造了“平江惨案”“确山竹沟事件”,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达到了高潮,即第一次反共高潮。成都”抢米事件”是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统区的一件大事。
当时党的领导机构为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其公开的合法身份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成都的代表以及重庆《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负责人。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副书记邹风平,加上组织部长程子健、宣传部长郑伯克组成特委常委。特委管辖的范围是川西(包括成都)、川南、川北、西康,成都直属特委领导。川康特委委员中还有张曙时、张秀熟,张曙时是统战部长。川康特委的青委书记是张文澄,妇委书记是甘棠。
国民党在成都的最高统治机构为:国民党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即蒋介石统治四川的派出机构,主任为贺国光;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是邓锡侯,是拥有军队的地方实力派,同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政策有矛盾;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瓒绪是四川军阀中投靠蒋介石的;还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也是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常住成都。
1939年8月至9月间,罗世文去重庆南方局开会,回到成都后,在川康特委扩大会上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主要是:投降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即是为投降作准备,党的政策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党的建设主要任务是巩固。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突然袭击,思想上要有充分准备。
特委学习、讨论了中央指示,并根据指示精神采取了具体措施。通知比较暴露的党员疏散,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已经停止,工作方式有所转变,党尽量隐蔽埋伏。
1940年3月14日,在成都发生了“抢米事件”。当时市面上米价高涨,民怨沸腾,银行、奸商都围积居奇,待价而沽。在国民党政府成都行辕的策划指挥下,特务们收买流氓痞棍,于14日晚集队吁啸过市,到新南门外地方实力派川陕边区绥靖主任潘文华所办的重庆银行的仓库时,便把库房门砸开,把仓库围积的大米暴露在群众面前,并煽动老百姓去抢米。当时的穷苦市民,争先恐后去抢米的确实不少。
其实,在重庆银行仓库被特务痞棍砸开之前,周围即布满了特务。当晚《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正在新南门外印刷厂,他听到外面叫嚣闹嚷之声,即起身前去观看,误以为是群众的自发行动,并未察觉自己早已被特务盯梢。当无辜市民正搬运大米时,成都行辕事前布置的军警宪兵如临大敌地包围了现场,捕去多人,朱亚凡亦在其中。《时事新刊》是邓锡侯资助的,办报的大都是进步人士,其中还有共产党员,是当时有名的进步报纸。朱亚凡被捕后,敌人审讯时,他义正严辞地讲抗日救国大义,敌人恨之入骨。一个姓冯的叛徒特务在审讯时,把一份伪造的中国共产党文件(其内容主要说年关已过,要开展米荒斗争)塞入朱的口袋里,再从朱身上搜出来。朱亚凡当场指出这是诬陷,不承认他身上有什么文件。
3月15日,即“抢米事件”的第二天早晨,川康特委常委临时紧急碰头开会,参加的有罗世文、邹风平、程子健、郑伯克。在焦家巷36号特委机关研究头一晚发生的事件。当时所知道的仅有重庆银行仓库围积的大米被抢,至于朱亚凡被捕等情形尚未了解到。特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分析了形势,认为这是敌人制造的类似“希特勒国会纵火案”①的事件。罗世文补充说:“敌人这样做,还有群众认为抢得好的。”特委紧急决定,立即组织已暴露和可能暴露的党员转移。会开得很短,大约只有一刻钟。会后立即分别通知党员疏散和隐蔽。
3月16日,形势急转直下,罗世文因处理一紧急事情,去祠堂街《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被守候在分销处附近的特务逮捕。因客观情况瞬息万变,特委便在一两日内随时碰头,及时研究对策。这时党员干部被捕的消息不断传来,特委统战部主要分管军事方面工作的车耀先(公开职业是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副会长,“努力餐“老板)亦在16日晚间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新华日报》分销处的洪希宗、地方实力派的顾问郭秉彝(党员)、进步人士汪导予等。
特委紧急决定,邹风平、程子健、张曙时、甘棠立即转移到西郊苏坡桥附近的农民家里分散隐蔽,日常工作交郑伯克处理。
朱亚凡被捕后遭特务诬陷,于3月18日被敌人枪杀在小西门外去青羊宫途中的城墙边。杀人的布告是以成都行辕、川康绥靖公署、四川省政府三个机关的名义发布的。成都行辕、四川省政府都在布告上盖了官方印信,唯有川康绥靖公署未盖大印。布告只提了朱亚凡之名,却未提及其政治背景。
朱亚凡,字笛笙,中共党员,曾翻译过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1956年版曹葆华译本改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936年冬,在上海参加鲁迅逝世追悼会葬礼,送鲁迅遗体出殡返回市区途中被捕,被辗转送到了苏州反省院。1937年“七七”事变后出狱,去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伍云甫与之接洽,劝他回川参加当地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等工作。回四川后,他先在其家乡丰都工作,以后经党派往乐山地区五通桥(今属乐山市)通材中学以教书为掩护,负责该校党支部的工作,并担任五通桥区区委领导。1940年初调成都《时事新刊》任编辑。朱亚凡曾谈到,列宁那部名著是他与人合译的。他计划再翻译列宁的几部名著,已着手寻找俄文原版,可惜壮志未酬,遽尔横遭诬陷,牺牲于国民党顽固派屠刀之下。
罗世文、车耀先等都被关进集中营时,郑伯克同程子健商量,找到王一苇(罗世文之妻),要她冒险去包家巷他俩的住所查看情况,倚仗她的亲属与政府当局的关系,大胆地进屋去把文件、信件等处理掉。王一苇遵照特委的安排处理完后,向特委作了汇报。当时房里的一切用具都未动过,她把文件、信札,还有些人名地址等都清理出来用火烧掉了。从这件事证明王一苇是个好同志,也说明国民党顽固派尚未发现罗世文的住处。
几日来,郑伯克想尽一切办法,终于把党员干部的关系都联系上了,平时不引人注目的,能坚持留下的仍在原岗位继续工作;平日有些暴露的便及时转移;对成都市几个区作适当调整,外东区与东区合并;外西区与城西区合并;城中区撤销,其所属人员分别划入城西、城北等区。党员就原有组织关系分别编组,不发生新的组织关系。纵不越级,横不越支,组织机构以精于为主,不开支部会,上下级大都单线联系,个别接头。
在郊区邹风平处,特委临时紧急碰头,邹风平、程子健、郑伯克就当前形势进行了研究。决定向南方局建议:邹风平、张曙时、甘棠无法再继续工作下去,在郊区隐蔽亦非长久之计,请示能否去延安。
特委派青委委员杨天华去重庆,把几日来的情况、对策、措施和建议报告南方局。杨天华去重庆不久即返回成都,带回南方局指示,调邹、张、甘三同志去延安,交通工具、启程日期,待南方局安排后通知。同时,杨天华带来了南方局的一份文件,名为《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市及四川同胞书》,揭露了“抢米事件”的全部经过,指出“此系奸人、匪徒有计划制造的阴谋暴行,其目的在破坏团结抗战,为压迫共产党和抗日救亡进步分子,为准备投降分裂制造口实”。庄严声明“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坚决抗议奸人、匪徒所组织之行动,要求中央政府(指国民党中央政府)立即彻底严查这次奸人、匪徒之行动,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共产党员及文化界分子”。②
郑伯克及时把南方局指示及杨天华重庆之行的情况向程子健作了汇报,并立即组织党员翻印中共成都市委宣言,大量秘密散发。同时还通过统战关系,分送地方的有关人士。
“抢米事件”后,南方局曾派林蒙(甘道生)来成都了解情况。郑伯克在西门外茶店子同他碰头,详细汇报了事件的经过及特委的具体措施,并向南方局建议:他是因临时应急才出来处理具体事务的,但仍随时向程子健汇报,请明确程子健为书记。不久,南方局正式通知:程子健为川康特委书记,原川北工委书记余代生(于江震)提为特委组织部长,郑伯克为宣传部长,组成特委常委会。
为了团结多数,争取地方实力派,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在“抢米事件”后,郑伯克几次到王文鼎处同他碰头。王文鼎是四川有名的中医师,地方军政当局佩服他的精湛医术。据王汇报,邓锡侯说,贺国光在组织抢米并抓了人后,即召开省党政军首脑会议。会上,主要由贺讲了好些反对共产党的话,在座的有附和的,有不能不应付几句的,也有默不做声,或只点点头的。邓锡侯表示,对贺国光杀共产党人,他也有所暗示,布告上川康绥靖公署未盖印信即说明他的态度。潘文华对流氓痞棍抢甄庆银行仓库即有所触动,不几天,潘部川陕边区绥靖公署顾问郭秉彝被捕,经王文鼎及其幕僚等向他提醒,蒋介石不仅迫害共产党人,同时也对地方实力派下毒手,使潘文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认识有所提高。
“抢米事件”后,郑伯克去朝阳大学教师宿舍同黄松龄碰头。他是知名的学者、教授,他答应郑伯克去找刘文辉做做工作,以后,他对郑伯克说,他与刘文辉谈了几个钟头,分析了形势,展望了前途,为刘如何坚持抗战团结和自保提出了积极的意见。刘文辉很满意,表示接受黄的意见。
蒋介石于1939年至1940年间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陕甘宁边区、山西和晋冀鲁豫地区军队和人民奋起反击下被粉碎了。“抢米事件”后,4月8日、12日,延安《新中华报》接连发表社论,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社论指出:“国民党当局必须取消所谓《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对于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文件,以根绝一切大小摩擦之产生,真正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彻底打倒汪逆傀儡政府,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4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成都事件经过及戒备国民党阴谋破坏的指示”,要全党提高警惕,立即采取应变措施。“抢米事件”后,中央即指示南方局,认为“抢米事件”系反共分子准备投降、分裂的有计划的阴谋之一部分,应引起南方党组织的严重警惕。除成都市委发宣言外,必须动员广大社会舆论及四川地方有关方面,广泛暴露反共投降分子之阴谋。并指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隐蔽暴露或可能已被特务注意的干部;川康特委,必须暂时隐蔽,尽量减少活动。南方局遵照指示精神,发出紧急通知,川康特委接到通知后,当即检查连日来所采取的措施。符合通知精神的继续加强,不足的、不符合通知精神的,立即从组织形式到工作方式上积极地转变。
“抢米事件”后,南方局常委、中共代表、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 《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派潘梓年到成都交涉。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恢复营业,却拒绝释放被捕的同志。在成都,川康特委及时采取了紧急措施,接南方局指示后,更积极贯彻。被捕同志均正气凛然,严词否认敌人的诬陷。由于党采取了种种措施,才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嫁祸于共产党,妄图破坏川康党组织的阴谋。
【资料来源:《成都文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卷.亡图存》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2007年5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成都历史》,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11 年9月笫1版、2013年5月笫2版】
 
① 1923年2月27日,德国法西斯希特勒党徒焚烧国会大厦,嫁祸共产党人,大肆逮捕和迫害进步人士,当时在德国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诺夫也被捕。在法庭上季米特诺夫揭露了敌人阴谋,法庭被迫宣判他无罪。
② 1940年4月8日延安《新中华报》全文刊登了“抢米事件”的宣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I 抗抗日民族战线在成都形成
 
土地革命战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成都许多幸免于难的共产党员暂时失掉了组织联系。他们虽身处白色恐怖之中,却依然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和“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鼓舞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团结广大民众继续坚持斗争。从“一二·九”运动到抗战初期,活跃在成都各阶层中有三部分重要力量。第一部分力量,是以中共上海局派到四川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张曙时为代表,在上层和少数文化界知名人士中开展了有效的统战工作,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第二部分力量,是在文化界知名人士、共产党员车耀先指导下,以韩天石为代表的民先队,活跃在青年学生和进步青年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是抗战前后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第三部分力量,是失掉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饶孟文自发组织的中共成都特支,以工人、店员及进步青年为主,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几部分力量中的共产党员为抗战初期成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和中共成都市委的重新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成都是四川省会,是全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抗战爆发前后,各种政治力量在此交汇,彼此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1934年底,蒋介石势力进入四川,开始对四川直接控制。1935年1月,蒋介石又派“参谋团“、“别动队”入川。他们的目的主要在于“堵剿”红军从四川经过,同时,也是为了削弱和鲸吞四川乃至西南地方实力派力量,实现其“ 一箭双雕"的阴谋。其时,四川省政府虽然由刘系势力主持,但复兴社、CC特务组织以及青年党、托派等政治势力竭力对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实力派进行分化瓦解,这就加剧了蒋介石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明争暗斗。在这种形势下,四川地方实力派尽管内部存在着派系之争,但在自保的前提下对蒋介石中央势力的态度却基本上趋于一致。刘湘为巩固其权位,又希冀以四川为基地伺机扩展势力与蒋介石抗衡,因而需要各方面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利用抗日口号以抬高其政治地位。由于刘湘有这样的意向和梦想,又由于受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长期影响,他逐渐改变了过去反共的政策,提出“抗日、反蒋、联共、建川”的主张,并派王干青(中共党员,刘湘的高级幕僚)为私人代表赴延安, 同中共中央建立联系。1938 年初刘湘病逝,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又亲自做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的工作,使他们始终同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因此,抗战初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四川地方实力派表现出开放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姿态,这对中共成都地方组织领导成都民众蓬勃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客观上提供了有利条件。
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实力派虽举起了抗日的旗帜,但囿于私利却总想把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纳入其控制范围。1937年7月17日,为组织在国民党省党部统一领导下的四川省抗敌后援会(简称“省抗”),由省党部书记曹叔实出面与“华抗”领导成员民先队负责人韩天石谈判。成都民先队和“华抗”中的各界进步人士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各地此时最要紧的任务,是迅速地、切实地组织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中央关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批示信》,1937年7月15日,选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的精神,认为建立统一的救亡组织,取得公开合法地位,更有利于团结一切抗日 力量,动员广大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经过双方谈判达成协议,原“华抗“领导机构的一些共产党员、民先队领导及进步人士,进入省抗领导机构,其下属组织不变。7月23日,四川省抗敌后援会正式成立。省抗的领导权实际仍掌握在共产党员和各界进步人士手中。他们利用这个合法组织形式的有利条件,广泛发动和组织民众,促进了成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向前发展。省抗成立后,成都周边各县也陆续成立了分会,各分支机构中的领导成员大多为民先队队员和进步人士。以省抗的成立和1937年9月刘湘亲自率部出川抗日为标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成都正式形成。
 
抗日救亡运的新起点
                   
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1月,在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在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实力派表示公开同情和支持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有利条件下,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号召,纷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创办各种抗日救亡报刊,为抗日呐喊,为抗日呼号,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投入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不断把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因此,抗战初期,成都以抗日救亡组织多、宣传活动频繁、救亡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为特点,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救亡运动最活跃的城市之一。
抗战爆发前后,成都由失掉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团结群众组织的一些抗日爱国团体,已经行动起来,积极策划了一些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初,中共四川省工委和成都市委建立后,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成都的各种抗日进步团体除以成都民先队员为主的“天明歌咏团”外,先后还建立了由党员和进步人士组织领导的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简称“省妇抗")、四川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会”)、成都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救会”)、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简称“工抗团”)、大声社、星芒社、战时学生旬刊社、群力社、大众壁报社、成都市回教抗敌后援会等各阶层的抗日救亡团体。
为了进一步统一成都的抗日救亡组织,加强抗日救亡运动的力量, 1938年10月30日, 在中共四川省工委和成都市委的领导下,成立了成都市青年抗敌协会(简称“青抗")。青抗由妇女抗敌后援会、大声抗敌宣传团、群力社、星芒抗敌宣传团、大众壁报社、工人抗敌宣传团、战友社、大众抗敌宣传团、战时学生旬刊社,以及图书业余歌咏团等进步团体组成,共有会员1500多人。青抗内部建立了中共总支委员会,书记赵石英,直属省工委领导。在中共成都地方组织领导下,为唤醒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各阶层救亡团体纷纷组建自己的抗敌宣传团,以歌声、街头剧、壁报、木刻、漫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城市乡村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活动,推动成都抗日救亡运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七七事变发生当天下午,早在当年春天以成都民先队员为主成立的天明歌咏团正式打出旗帜,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枪口对外》《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五月的鲜花》《大路歌》等抗日歌曲,第一个走上街头游行宣传,以嘹亮的歌声,吹响抗日救亡的号角。天明歌咏团公开后,为了广泛深入进行宣传,激励群众的抗日斗志,每天黄昏时分都到热闹街区进行歌咏表演,教群众唱救亡歌曲。
此外,他们还到一些电影院、戏院进行歌咏宣传。为了扩大影响,在天明歌咏团的支持和帮助下,一些书店、商店店员、印刷工人、电讯职工、中小学教师也纷纷组织自己的歌咏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1938年5月,天明歌咏团还建立了党支部,洪希宗、陈伯林先后任书记。此外,大声抗敌宣传团、星芒抗敌宣传团、群力抗敌宣传团等也先后在市内或附近场镇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金钱板、花鼓、活报剧等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深受群众喜爱。1938年1月15日,由进步青年张漾兮等组织成立的“四川漫画社”,在成都举办第一次救亡漫画展。其中谢趣生的《黎明》《暴风雨中》最受欢迎。为扩大宣传,先后在崇庆(今崇州)、郫县、双流、温江等县巡回展示,作品标价义卖,收入全部捐助抗日入川难童。同年8月19日,由中华木刻作者协会主办的第一次抗战木刻画展在成都市青年会开幕,共展出王大化等全国十几个作者200多幅宣传抗战、激发民众抗日情绪的作品。
戏剧界以戏剧为武器,把成都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搞得有声有色。1937年9月1日 ,抗敌话剧团公演《保卫卢沟桥》,观众达三四千人。由戏剧家夏云瑚率领的影人剧团、剧作家熊佛西主持的抗敌剧团和由戏剧家王肇禋、吴雪在武汉成立的四川旅外剧队(简称“旅外剧队”)开展巡回演出,从重庆到达成都。他们在成都上演《塞上风云》《流民三千万》《卢沟桥之战》《古城的怒吼》等抗日剧目。影响较大的是1938年2月初,四川旅外剧队与天明歌咏团组织部分队员赴新都、广汉一带开展宣传活动。事后,为了充实剧队的力量,增强其宣传能力,中共成都组织对旅外剧队进行了改组,从星芒社宣传团、天明歌咏团选派了一些文艺爱好者参加旅外剧队,并建立党支部,从而壮大和加强了四川旅外剧队。改组后,他们在5月和12月两次从成都出发,深入到成都周边各县及彭山、眉山、健为、乐山、简阳、荣县、南充、重庆等地开展宣传活动,为广大群众演出《渡黄河》《打鬼子》《血祭九一八》等戏剧,还有深受大家欢迎的《抓壮丁》。它寓教于乐,融严肃的主题于戏谑的形式中,是宣传抗日救亡,揭露腐败政治的好教材。四川旅外剧队演出的剧目内容丰富深刻,紧密结合现实;队员们的表演生动,朴素自然,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对沿途各界群众有很强的感染和动员作用。后来旅外剧队到延安演出《抓壮丁》,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的称赞。
在成都抗日救亡运动中,青年学生也积极组织自己的抗日救亡团体。1938年4月24日,四川大学文法两院进步学生成立了成都学生抗敌宣传第一团;5月9日,川大理、农学院进步学生组成成都学生抗敌宣传第二团;4月21日,外南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等校进步学生组成成都抗敌宣传第三团;6月4日,光华大学进步学生组成成都抗敌宣传第四团。为统一学生救亡组织,增强学生抗日救亡力量,在四川省工委和市委领导下,1938年6月26 日,由抗宣一、二、三、四团和华西协中移动剧队、协进中学乡村宣传团联合成立了成都市学生抗敌协会。这些青年学生抗日救亡团体,举行和组织各种集会,深入城市工厂、街道以及附近郊县、乡镇和外县广大农村,开展丰富多彩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全市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是成都抗日救亡运动主力军之一。
1938年初,刘湘为抵制蒋介石中央势力,培养自己的亲信,创办大、中学校学生寒假战时训练班。1月25日,寒假战训班结束当天,共产党员陈毅乔按照省工委的指示,联系集训班的女同学,发起成立四川省动员委员会战时训练班女生总队毕业同学会(简称“战训女同学会”),并在会内建立了党支部。2月初,“战训女同学”组织“战训女同学寒假乡村服务团”,到新都、德阳、绵阳等城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当时正值春节期间,团员们主动放弃返乡团聚、欢度佳节的机会,以饱满的热情,顽强的精神,战胜长途跋涉和生活上的困难,在场镇乡村巡回宣传10多天,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1938年5月4日,抗宣一、二、三团和战训女同学会联合组织“五四”纪念大会。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全市青年学生加强与全国青年的团结,与世界青年团结在一条战线上,共同打击日本法西斯强盗。宣言呼吁广大青年学生继承“五四”光荣传统,迅速武装起来参加前线作战和国防建设,并要求政府实施战时教育,开展新文化运动,提高人民文化水准,救济失学失业青年和战区学生。当晚,华西坝五大学、华西协中联合各校学生举行“五四”营火晚会。5月30日,为纪念“五卅”运动13周年,抗宣一、二三团联合成都2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深入全市各街道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在少城公园内组织演出抗敌剧目,吸引了数千群众观看。纪念活动中联合发表“为五卅纪念告同胞书”,号召全国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奋起反抗,向日本侵略者讨还血债,争取实现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前途。
成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是孤立的,而是同全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成为全国学生抗日救亡队伍重要组成部分。1938年3月24日,中共四川省工委派学委委员张文澄率领民先队员周曼如、进步青年胡朝芝等代表成都学联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他们代表成都学生界向大会提出实行民主、实现全民抗战、实施战时教育、开放学生救亡言论结社自由等八项提案。战训女同学会和成都学联被选为全国学联执委。会议期间,周恩来、王明、郭沫若接见了与会代表。会议后期,邓颖超接见了周曼如、胡朝芝。4月15日,胡朝芝向出席成都学联欢迎会的代表作题为《学生在捍卫祖国与保护文化的责任》的传达报告。全国学联二大对成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大会指出,四川一向被认为是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四川有广大的学生群众。抗战以后,成都是全国大学最多的地方之一,有8所大学, 49所中学,学生人数近10万。因此,成都应当成为全国学生运动的中心。成都学生应该配合全国学联的总路线,实现成都学生的大联合,积极做好宣传工作,使民众对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有起码的正确认识。要充分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运用,是打倒日本强盗最主要的策略。全国学联二大对成都学生界的希望,大大鼓舞了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热情。
6月,国民党西安地方当局强行解散了西安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新文字研究会、民先队西安总部队等13个很有影响的抗日救亡团体,逮捕了一些抗日救亡进步人士。消息传到成都后,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群力抗敌宣传团、星芒抗敌宣传团、妇女抗敌后援会、工人抗敌宣传团等16个救亡团体,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恢复西安各救亡团体,释放被捕的进步人士,尊重广大民众集会结社的权利,保障抗日救亡运动的顺利开展。同年10月,中共西安地方组织召开西北青年救国大会,四川省工委派成都市委书记张宣出席大会,对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积极声援。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是成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中又一支主力军,起了骨干作用。
1938年3月25日, 在中共成都市委直接领导下,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成立,团长祝康龙(祝孑人,中共党员),书记梁华(中共党员)。为了迅速把全市各行业工人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权利、提高工资、改善生活的斗争,“工抗团”加强了和成都各个抗日进步团体的联系,不定期地召开联席会,相互配合,共同发起和组织抗日救亡活动。4月,工抗团联合成都各救亡团体,在少城公园举行集会,庆祝台儿庄大捷。5月1日,在中共成都市委领导下,工抗团邀请各救亡团体,发起组织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工抗团的领导在会上为到会群众讲解抗战形势,号召全市工人和各界民众,为了民族生存,挽救国家危亡,收复失地,坚决执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争取抗战胜利。
工抗团为了动员更多的工人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斗争,组织工人参加经常性的时事政治教育,参加总团举办的工人夜校“读报组”和“文艺讲座”,开展各种文体活动,组织街头宣传。在青年工人中组织传阅各种进步书刊,对中年工人则采取办茶话会交朋友的形式,给他们讲解团结抗日的道理。与此同时,1937年12月,工抗团在《四川日报》副刊开辟了《生活线》专栏,向广大工人群众讲述成都劳苦大众遭受的战祸和苛政所带来的灾难,提出改善生活待遇,参加抗日救亡的呼吁和要求,揭露顽固势力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成为成都工人阶级的主要舆论阵地,《生活线》的主编和作者大多是工抗团的领导和骨干。工抗团开展的各项工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深受工人群众欢迎,参加工抗团活动的工人越来越多,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到1939年4月,工抗团在各行业中有22个分团,人数达1200 多人,成为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力军之一。
成都市委在领导成都工人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过程中,还十分关心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从1938年10月到1939年8月,成都市委根据抗日救亡的斗争形势,利用地方势力与国民党省党部的矛盾,以成都印刷排字工人为重点,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印刷排字工人三次加薪斗争的胜利,成立了印刷业和图书业工会,显示了成都工人阶级的力量,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也使成都抗日救亡运动因有了工人阶级这支骨干队伍而增强了力量。
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也唤起了妇女的觉悟和爱国热情,使各界妇女群众积极投身抗日救亡事业,成为成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1938年3月8日,由中共党员贺敬辉、周源江组织的省妇抗,联合成都各界妇女30多个进步团体,召开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大会发表了纪念三八宣言,提出要把广大妇女培养成刻苦、忍耐、沉毅、英勇、铁的意志的新女性,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中途妥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贡献。3月26日,省妇抗发起组织的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一行11人(其中1名队员在重庆参加)中年龄最大的22岁,最小的仅15岁,在团长肖玲(民先队员)的率领下,开赴抗日前线进行战地鼓动和救护工作。临行前一天,成都各界民众举行盛大的欢送大会,会上各界代表发表了演说。车耀先在讲话中说:“我们的战士在前方为祖国浴血抗战,大后方同胞怎能袖手静观!今天,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第一队的10位女战士,就要把大后方兄弟姐妹的支援情感和爱国热情带到前线,让前线将士亲眼看到,我们人不分男女,地不问南北,全民一条心,一定要打倒日本鬼子,建设一个独立、和平、民主、幸福的新中国!”
成都各报刊也发表了消息和评论文章。《国难三日刊》发表文章说:“她们抛下了温暖的家庭,幸福的生活,英勇地踏上了解放民族,解放妇女的途径。至少她们起了先锋的作用。”《大声》周刊发表评论文章,高度赞扬服务团是在“万分困难、毫无帮助的,仅在妇女抗敌后援会领导和自己努力之下,短短几个星期,竞由学习而将行动。这种收获,谁能说不是由于她们过分热烈的救亡情绪,不是由于她们高度的自觉性所鼓动,而她们的精神又是多么伟大!她们这种英勇行动不但是全中国妇女的光荣,四川全省的光荣,也给了我们救亡运动以一个新的刺激!有了这刺激,我们的救亡运动就会像春天树木样的繁荣!”
27日,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从成都出发,途经重庆、武汉,于4 月下旬到达安徽青阳县木镇抗日前线。沿途,服务团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在武汉,中共长江局负责妇女工作的邓颖超等接见了服务团肖玲团长,对她们的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就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和开展妇女运动作了重要指示。4月29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艰苦奋斗的四川女健儿》的文章,对服务团的创建经过和艰苦历程作了详尽的报道,对她们的英勇行为给予了肯定和赞扬。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接见了她们,并在他的关怀和帮助下,服务团在抗日前线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开展对川军将领和家属的统战工作,以及战地服务和战区的群众工作。虽然半个月后因抗战形势的变化,战地服务团的工作告一段落,但她们的行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了中国妇女勤劳勇敢、爱憎分明的品质,受到了当地抗日军民的好评,为成都和四川的妇女赢得了光荣。
在投入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广大妇女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抗日救亡积极分子,张露萍就是一个杰出代表。张露萍,1921年7月生于成都庆县(现崇州市),1935年考入成都建国中学(现成都16中;后她在蜀华中学,现成都14中念书)。读书期间,经常阅读《大声》等进步书刊,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并在共产党员车耀先的培养教育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6月加入成都民先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1937年12月在车耀先的安排下,离开成都到延安,一路上摆脱国民党的阻挠和纠缠,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和中共中央领导人林伯渠的帮助下,于1938年2月到达延安。在延安先后进入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9月,接受中共中央的安排到重庆开展工作。11月,受中共南方局派遣,领导打入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的秘密中共支部,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为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掌握国民党特务机关阴谋活动,保护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做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春,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不幸被捕,先后关押在重庆白公馆和贵州息烽集中营。在狱中,她团结难友同敌人开展了机智顽强的斗争,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对革命斗争和胜利的向往。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和张蔚林、冯传庆等六位战友在贵州息烽快活林英勇就义,时年24岁。
抗日战争爆发后,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报刊大量出版发行,是成都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的又一显著特点,起到了为抗日救亡呐喊和党的喉舌的作用。当时,由中共四川省工委掌握的进步报刊有《四川日报》《国难三日刊》《时事新刊》《民声报》以及受中共影响的《华西日报》《新民报》等。同时,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先后创办了《大声》周刊、《新时代》、《星芒》周报、《救亡》《战时学生旬刊》《抗战星期刊》《妇女呼声》《抗日先锋》《统一战线》《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特刊》《大学》等进步报刊,以及《金箭》《散文》《抗战与教育》《抗敌周刊》《战旗旬刊》《火炬》《文艺后防》《笔阵》《戏剧战线》《金沙》《大学月刊》《文艺创作》等进步文艺刊物。这些进步报刊通过发表各种不同形式的文章,唤醒民众爱国热忱,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全面抗战路线;揭露日寇侵略罪行,痛斥汉奸卖国行径,抨击顽固派的反共逆流;介绍抗日民主根据地,宣传八路军及敌后抗日军民取得的胜利;以文艺形式歌颂抗日。
成都抗日救亡运动不是孤立的,它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有着广泛联系,而且同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相互作用,得到了世界上反法西斯的国家和组织的同情和支持。
1938年2月13日,为响应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援华特别会议,省工委领导成都各救亡团体,组织成都的万余群众召开反侵略大会。会议通过了拥护国际反侵略运动,慰劳前线抗战将士,实施战时教育等八项提案。当晚,各大中学校学生和各界民众3万多人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在成都的国际友好人士陆德礼、高宝瑾、解难、魏潞诗等参加了大会和火炬游行。
1938年6月,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的反法西斯的世界学联访华代表团经武汉、章庆到成都访问,中共四川省工委和成都市委组织各界救亡团体举行欢迎大会。大会上,各界代表介绍了成都的抗日运动情况,并用书面形式向代表团递交了成都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材料,争取国际上进步青年对中国抗日战争和成都各界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世界学联代表团团长柯乐满,团员付路德、雅德、列斯等人也介绍了西欧反德意法西斯运动的情况。通过这次活动,向西欧的青年学生宣传了成都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与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建立了联系,使成都各界进步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汇入了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洪流。
与此同时,世界青年联合会主席毛勒由共产党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吴玉章陪同到成都访问。中共四川省工委很重视这次访问。省工委领导统战工作的罗世文、张曙时,指派省妇抗负责宣传工作的朱若华以《妇女呼声》主编的身份到机场迎接吴玉章和毛勒,并陪同毛勒在成都访问。毛勒在成都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由中共成都地方组织和救亡团体举行的抗日群众集会,观看了抗敌话剧和歌咏表演,参观了省妇抗举办的抗日训练班和为抗日将士募集寒衣的活动。省工委指示省妇抗的中共组织,整理一份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资料,以及反映成都各界抗日救亡运动和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进步报刊和小册子,由朱若华转交给毛勒。毛勒得到这些资料后非常高兴,表示要把成都的所见所闻,如实介绍给西方各国的广大民众。1938年底,毛勒回到美国后出版了《毛勒在中国》一书。该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日益成为吸引中国青年的理想主义中心,成为反抗侵略的有力中心”。书中对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成都各界妇女冲破封建势力的影响,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作了记叙,对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
 
 

抗战高潮中的救亡先锋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筹建的一个具有广泛群性的青年组织。1936年2月在北平建立,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其中,成都民先队更是与众不同的,它不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紧密相关,而且在当时巳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急先锋。
1937年7月7日,日寇向我卢沟桥驻军发起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寇的暴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为了促进全国团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复于7月15日发表《国共合作宣言》,重申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主张。我党的不懈努力,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促使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在四川,鉴于当时党组织尚未恢复的情况,成都民先队自觉地担负起了组织和推动救亡运动的历史重任,会同成都地区其他抗日力量,开展各种形式的救亡宣传活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七七事变前,民先队员陈伯林、共产党员陈克琴等组织一批爱国青年学生成立了以演唱抗日歌曲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天明歌咏团”。限于当时形势,最初没有公开该团的名称。抗战爆发的当天下午,天明歌咏团在东丁字街吕雪琴家公开宣布成立。川大民先队员汤幼言、郭先泽等带领四川大学的歌咏团参加了会议。民先队委胡绩伟代表民先队出席了会议。会后高举“天明歌咏团”的横幅,全体人员高唱《大刀进行曲》等歌曲涌上街头游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天明歌咏团成立后,团员们轮流每天拂晓走遍大街小巷,用高昂的救亡歌声,唤醒人们起来战斗。同时还组织团员们到各种群众活动场所演唱,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揭露日寇暴行。有时电影或戏剧正开演,只要“天明”一到,影、剧就暂停,待团员们宣传后再演出。在当时抗战形势的影响下,国民党办的成都广播电台也邀请“天明”和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歌咏团到电台轮流演播。10月,国民党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到成都拍片,还摄下了电讯职工组织的“海燕歌咏团”在春熙路孙中山铜像前由汤幼言指挥演唱救亡歌曲的一组照片。
中共四川省工委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天明”的领导,在“天明”建立了党支部。洪希宗、陈言恩、陈伯林、郭先泽等先后任书记。1939年8月前后,全国政治形势逐渐恶化,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许多进步团体开始改变方式,转入地下活动或解散。天明歌咏团也根据党的指示,停止了活动。
由于蒋介石推行片面抗战路线,日寇得寸进尺,步步逼进,南京危在旦夕,于是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在这种形势下,一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势力与四川地方实力派代表刘湘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二是成都地区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使刘湘态度更加明朗。同时,刘湘等地方实力派也为自身的利益, 一方面公开支持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另一方面对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心怀疑惧,欲将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纳入自己控制的范围。为达此目的,他们派人同以民先队员为主体的“华北抗战后援会”(简称“华抗”)谈判,要求组成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统一领导下的“四川省抗敌后援会”(简称“省抗")。民先队同其他抗日救亡团体讨论后认为,建立统一的合法的救亡组织,更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救亡运动,因此同意建立“省抗”。
7月17日“四川省抗敌后援会”成立,其领导机构为“华抗"的原班人员,“华抗"的下属组织即“省抗"的下属组织。“省抗”领导机构中,民先队队委康乃尔进入常委,共产党员甘道生、民先队骨干侯方岳、陈伯林等进入宣传组,饶孟文、尤凤歧进入组织组,所以“省抗"的领导权仍为民先队和进步力量掌握。各大、中学校的后援会分会和支会,亦大多为民先队员掌握。他们利用这个公开合法的阵地,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救亡工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高潮。
8月2日,“省抗”发出通电,要求政府立即发动全民族对日抗战,并督促刘湘速率川军出川抗日。7日,在民先队等抗日团体的推动下,“省抗”举行了有数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重申2日通电主张。这次大会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为了更广泛地发动群众,造成更大的声势,民先队又推动“省抗”于“国耻”的9月18日举行了近10万人的“九一八”六周年纪念大会。大会要求政府: “一、立即武装全国民众;二、彻底开放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三、彻底查清私货;四、严厉惩办卖国汉奸。”会后,举行了长达数里的游行示威,显示了大后方民众坚强的抗敌力量。
成都民先队以笔作刀枪,以报刊作战场,向暴戾横行的日本强盗,向卖国求荣的汉奸,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为维护民族尊严,为唤醒东方雄狮,为推动大后方的救亡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7年9月初,民先队骨干蒋慕岳、胡绩伟、陈伯林等3人向国民党政府立案登记筹建了“星芒通讯社”。在纪念“九一八”六周年时,利用合法手续,出版了《星芒》周刊,由胡绩伟任主编,它以宣传真理,追求进步,鼓吹抗战,唤醒民众为己任,以通俗易懂为特点,采取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贯彻党的全面抗战方针,它面向劳苦大众进行宣传教育。它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因而深受读者欢迎。为了做好发行推销工作,《星芒》周刊在外县外省各地设立了销售点,建立了推销网,销售面广而且销售量大。这些网点除了推销《星芒》周刊外,还兼售各种进步刊物,组织读书会。后来《新华日报》的发行网点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了集中精力,集中笔力”, “用千万颗子弹射中到一个靶子上去”,11月13日, 《星芒》周刊与四川青救办的《救亡》周刊合刊,名《星芒救亡联合周刊》。12月星芒通讯社迁至祠堂街战时出版社楼上,开始发通讯稿。它把从《新华日报》、新华社等处获得的最新消息,分送各救亡报刊选用。
在抗日救亡高潮的新形势下,星芒通讯社实际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众救亡团体,大家就把它简称为“星芒社”,由蒋慕岳、胡绩伟、白方非(方极庵后叛变)主持。星芒社下面组织了“星芒救亡宣传团”“星芒俱乐部”“星芒图书室”“星芒读书会”等,广泛团结群众参加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初,蒋慕岳、胡绩伟等先后入党后,在星芒社内建立了党支部,蒋慕岳任书记。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分为星芒群众工作支部,蒋慕岳任书记;星芒文化支部,胡绩伟任书记。星芒社便成为党领导下开展救亡运动的重要群众组织之一。
11月28日,民先队部又创办和发行了铅印的《抗日先锋》,作为成都民先队的机关刊物。它是加强队员的思想和政策教育,提高队员思想觉悟、工作能力的重要阵地。它宣传我党关于国际国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批评各种错误倾向,转载和传达全国民先总队部的决议和指示,介绍军事常识和技术;同时评论国际国内形势,揭露顽固派阴谋。
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迫切要求党的直接领导,而当时四川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尚未恢复。在此情况下,韩天石、王潞宾的党的关系暂时未接上。于是他们在1937年6月借实习参观机会去上海,通过全国学联找党。到上海后,“七七”抗战爆发,王受学联委托去传达学联决定,韩天石代表学联往前线慰问抗战将士并在保定筹备全国学联代表大会。韩到保定后,国民党当局以冒充全国学联代表的罪名将其逮捕。后经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营救才得以释放。经组织安排,韩向山西省委书记彭真汇报了四川的情况,接受了彭真的指示,并听了从延安来晋的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报告。9月,韩、王按党的指示先后返蓉。这时谢云辉、黄克诚受中共长江局委派赴川,带来了上海暨南大学转学到川大学习的陈毅乔(李冰洁)和刘忠渊两人的组织关系。于是民先队内建立了韩天石、王广义、陈毅乔、刘忠渊4 人组成的党小组,负责领导成都民先队的工作。
10月,成都民先队在桂花街小学召开队员大会,韩传达了彭真和民先队总部的指示,要求队员放手发动群众,掀起救亡新高潮。会上选举了成都民先队新的领导成员,由韩天石、周海文、胡绩伟、涂万鹏(后叛变)、康乃尔、蒋慕岳、肖玲(1938年3月出川抗日后由周曼如继任)7人组成队部,韩任队长。张文澄、汤幼言、彭文龙、侯方岳(即侯泰阶)等分别负责外南区、南区、西区、东区和少城区区队的工作。同时还在荣昌、广安、灌县、罗江、三台、乐山、新都、新繁等地建立组织、发展队员或开展活动。成都民先队的发展壮大,为开创成都地区抗日救亡的新局面,为党的组织恢复重建奠定了组织基础。
1937年12月1 日,邹风平、廖志高等奉党中央命令抵达成都。先同早已在成都作军阀刘湘等地方实力派上层统战工作的张曙时取得联系,建立了以邹风平为书记的四川省工作委员会,恢复、重建四川党组织和统一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又迅速地接上了韩天石领导的成都民先队内四人党小组的党员关系;清理、审查并恢复了饶世俊(饶孟文)及他自行建立的中共成都特支和各救亡团体中党员的关系。还在成都民先队、大声周刊社、星芒社、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华西协中、中华女中等进步青年较多的救亡团体和大、中学校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基层支部或小组。1938年3月建立了中共成都市委,杜桴生任书记。
由于张曙时、韩天石、饶世俊等的努力,成都抗日救亡运动正向着健康的方向蓬勃发展,在这种新形势下,成都民先队始而秘密、继后半公开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已不能完全起到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的作用,因而省工委适时作出决定,既不解散成都民先队,也不发展民先队组织,“保持它的名义与组织,团结民先队的活动分子,分别吸收入党;一面以民先(队)作为青年的基础,来推动他们以其他各色各样的名义去组织学生群众”。1938年初,民先队骨干周海文、胡绩伟、张文澄、邓照明、彭文龙等先后入党后,成都民先队基本上没有开展组织活动,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民先队员,都直接在党的领导下,参加到各种形式的救亡团体中,发挥先锋和骨干作用。他们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同广大群众一起,为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解放战争而不懈努力,促进了全省团结抗战的大好局面的形成。1937年冬,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华西协中等校民先队员,在刘湘举办的大、中学校学生战时训练队各中队里,团结同学,利用周末晚会、组织诙书会、送进步书籍给军训教官阅读等多种方式,同国家主义派作斗争,把战训队变成了宣传抗日救亡的课堂。1938年1月华大、川大的民先队员陈毅乔、周曼如按照省工委张曙时指示成立了“四川省动员委员会战训女生总队毕业同学会“(简称“战训女同学会”),这就把大、中学校的女同学团结起来了。战训女同学会又组织“寒假乡村宣传团”,利用春节到川北城镇宣传。天明歌咏团的汤幼言、尹文媛等民先队员相继参加吴雪领导的四川旅外剧队,并在该队以戴碧湘(民先队员,原海燕社成员)为书记的党支部的领导下,同其他队员一起,于1938年5月到12月历时7个月的时间里,克服重重困难,跋山涉水先后到达彭山、眉山、健为、重庆等全省城乡演出《渡黄河》《抓壮丁》等剧目,受到沿途父老乡亲的喜爱和热烈欢迎。他们还积极参加了为响应在伦敦召开的反日援华特别会议的火炬游行,用“声振瓦屋”的救亡歌声,激励广大民众勇敢战斗,高举火把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以民先队委肖玲为团长,彭预、艾文凤、高俊等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组成的“四川妇女抗敌后援会战士服务团”, 3月27日奔赴安徽青阳、木镇抗日前线,坚持为战地服务,赢得了前线川军官兵和民众的欢迎和爱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6月,民先队以学联名义召开欢迎世界学联代表柯乐满等3 人到成都的大会及座谈会。民先队员在学校积极支持本校抗敌宣传团的活动,到附近城镇宣传抗日救亡。他们还同其他团体的救亡积极分子一起创办《星芒》三日刊、恢复《救亡》周刊,并扩大改组为《战时学生旬刊》。
成都民先队同全国学生运动有着广泛的联系。3月,省工委学委委员、民先队队委张文澄和民先队骨干周曼如和进步青年胡朝芝组成代表小组,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返蓉后,立即向成都学生进行了传达。会议主要精神是:“实现全国学生大团结以及大会对成都学生寄予的期望……成都是全国大学所在最多的地方……因此成都成为全国学生运动的中心……现在的成都正是过去的北京。”这使成都学生明确了斗争方向,受到很大鼓舞。4月,成都民先队派队委胡绩伟出席在西安召开的民先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胡绩伟曾在梓潼遭到国民党特务无理拘捕未能到会,但大会还是选举了成都民先队队长韩天石为委员。这次大会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迁往西安后召开的。成都民先队依据会议再次确定的宗旨,在成都地区广泛团结各阶层青年,为实现民族独立,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发挥先锋作用。8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被国民党反动派强令解散前,成都民先队完全停止了组织活动。
成都民先队自1935年10月至1938年8月,经历了两年零十月的战斗历程,这段时间正处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各族人民从国内革命战争转变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时期,也是四川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恢复和重建的重要时期。
成都民先队是由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骨干和成都进步青年相结合而诞生的。从它建立起就不断得到党和全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的指示,它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地方组织之一。
成都民先队始终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民先队员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以英勇的姿态站在斗争的前列,同其他救亡积极分子一起,团结广大进步青年,利用一切适合青年特点的形式,深入工农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因此,在成都党组织尚未恢复的时候,通过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的工作,实现了党对成都地区学生和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党组织恢复和重建后,民先队直接在党的领导下,同各救亡团体齐心合力,把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她是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中一支骨于力量,是党的有力助手。正如中组部(83)34号文件所指出的:“抗战前夕及抗战初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长期残酷的地下革命斗争中,为适应复杂的环境和完成斗争任务而建立的秘密外围组织……起到了党的助手和联系群众纽带的作用。”成都民先队无愧是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群众性组织。
 
【资料来源】
1 《中国共产党成都历史》笫一卷(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6年12月笫1版, 2013 年5 月笫2 版) ;
2 《八年抗战在蓉城》(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1994 年4 月成都出版社出版);
3 《抗战风云录》(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2005 年5 月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
 
 

文化堡垒

抗战期间成都地区的进步刊物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在中共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成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此运动的高潮中,广大的知识阶层怒吼起来了。“在这民族生死攸关的伟大时代,应该站起来,要说话,要呐喊,要笑”(《火矩》)。“在民族解放中,各人都站上了各自的岗位,文化人唯一的岗位就是笔”。这支笔,要“醮着难民的眼泪,醮着战士的赤血,醮着文化工作者的脑汁,描述我同胞遭倭寇残杀的图画,描绘我战士的英姿,也写出敌军禽兽的行为”;同时要“攻击潜在社会层里的封建余孽,汉奸的丑恶,迷离在人间的黑暗,死缠在人民身上的苦索”。《给笔阵》据不完全统计,成都地区进步知识分子共先后创办了进步刊物二十一种(不包括进步报纸)。
这些刊物,动员群众“把四万万奴隶的呻吟,聚成反抗的吧哮”。这些刊物,针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 宣传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这些刊物提醒人们, “坚定提防汉奸、亲日分子,以及对抗战消极动摇的人,乘机散布失败情绪”要防备;他们,“企图动摇前方的军心,扰乱后方的秩序”。这些刊物宣扬八路军的胜利,介绍陕北根据地和社会主义的苏联,把它们赞美为“人间的太阳。”(《文艺创作》)。这些刊物,对推动四川的团结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而构成为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大后方进步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下面是一些进步刊物的简要情况。
《大声周刊》
1936年11月,以在成都祠堂街开设“努力餐”饭馆为掩护的车耀先,积极支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的韩天石、王路宾、胡绩伟、周海文等创办了抗日救亡刊物—《活路旬刊》。可是只出了三期,即因未准立案而被迫停刊。车耀先决定自巳出版一个刊物。经过他和彭文龙、薛特恩等的筹备,1937年1月17日,《大声周刊》
创刊号就和读者见面了。由车耀先任社长兼编辑,薛特恩任发行人,社址就设在“努力餐“楼上。
《大声周刊》创刊后, 一直在惊涛骇浪中搏击。总计在一年零七个月内,曾三易其名,四次被查封,经历了极为艰苦的斗争。
《大声周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7年初创刊到更名为《大生周刊》后于同年6月被查封。这一阶段主要是大声疾呼“对内和平,对外抗战”。报导了“西安事变”真相,揭露了亲日派的汪精卫之流,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全会电》《宋庆龄先生等向三中全会提议讨论恢复总理三大政策案》等。第二阶段是1937年7月从再次更名为《图存周刊》出刊到1937年11 月《大声周刊》复刊后,于1938年8月又被查封。这一阶段,是主要根据1937年5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和8月洛川会议精神以及党的一些重要文件,积极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为争取人民的抗日民主权利而斗争。
《大声周刊》不仅大声疾呼进行抗日教亡的宣传,而且以“大声周刊社”名义联络各界人士,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开展各项救亡活动。   
 
《星芒〉和《救亡》
1937年9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组建了由江牧岳负责的“星芒通讯社”。9 月18日出版了《星芒周报》,由胡绩伟任主编,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的工作。与此同时,张黎群、肖泽宽联络进步青年余明等二三十人,于9 月成立了“四川青年救国会”。为了广泛深入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又成立了“救亡周刊社”,于19日出版了《救亡周刊》。最初由熊复任主编,后由王世焕、余明继主编。
1937年11月6日,“成都民先”和“四川青救”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本着共同的宗旨,联合起来,出版《星芒救亡联合周报》。
1938年3月8日,原《救亡周刊》复刊;4月5日,原《星芒周报》改为《星芒报》三日刊重新出刊。《救亡周刊》复刊后,又于5 月20日由“救亡周刊社”改组扩充为“战时学生旬刊社”,出版《战时学生旬刊》,直至1940年秋停刊。《星芒报》于8月18日被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查封,但于11月4日顶替也已停刊的《蜀话报》重新出刊。不久,又被查封。接着改出《新民报》三日增刊,也被查封。后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名义出版《通俗文艺》,至1940年8 月1日停刊。
《星芒报》《救亡》是由胡绩伟、蒋幕岳、冯诗云、谭吐、刘延年、江农、车辐等一些年轻的党员和受党影响的进步青年主办的。这批热血青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发出了坚定的吼声:“现在我们没有一滴眼泪,有的只有一滴滴鲜血,我们没有活着的奴隶,有的只是不愿做亡国奴的鬼魂!我们要生,要光荣的独立的生;要死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才死!”(《星芒周报·在民族抗战中纪念九一八的意义》)这股革命激情洋溢在整个刊物之中,它像擂响的战鼓,催人奋发、催人战斗,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最高发行量到一万余份。
《抗日先锋》
《抗日先锋》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编印的刊物。1937年12月出过第二期、第三期,何时创刊不详,共出多少期,尚待查考。它的主要内容是动员广大青年投身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批判“左”倾关门主义,宣传巩固建立不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指出新的历史时期青年运动的方向。
 
《新时代》
《新时代》旬刊于1937年3月15日创刊,后更名为《新时代》革新号。至1938年1月28日,共出版十八期。该刊的发行人为共产党员王文鼎,编辑是郭祖劼,发行设在成都市梓撞街第三十一号。该刊《发刊词》阐明了这个刊物的宗旨:“本刊诞生任务,第一是唤醒大众,使之认识这新时代的来临,与大众在新时代中所应负的任务;第二是介绍关于救亡运动的各种理论,使大众能深切了解救亡工作的意义与重要;第三是研究各种工作的实际问题,与探讨各种工作的应
用技术;第四是介绍各种救亡情报,使四川的救亡工作与全国工作联系密切,而收互相观摩之效。"遵循这一宗旨,该刊高举抗战的旗帜,发表了许多观点正确的政论性文章,以多方面的内容和形式,大声疾呼实现国内和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竭力宣传对日作战,激励各阶层人民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该刊登载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献;介绍了延安边区的许多情况,并说在那里“见着了一个新中国的轮廓”。虽然该刊也发表了某些中间立场文章,但这并不能掩盖它的总的进步倾向。
 
进步文艺刊物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8月《金箭》的创刊,到1944年5月《金沙》的问世,成都地区以反映抗日为中心的进步文艺刊物,除《金箭》《金沙》外,还有《抗敌周刊》《战旗旬刊》《戏剧战线》《文艺创作》《文艺后防》《火炬》《笔阵》,等等。它们在团结和锻炼广大文艺工作者,激励大后方人民投身抗战,抨击内部错误思想,揭露敌人的丑恶嘴脸,以及介绍国际情况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抗敌周刊》创刊于1937年11月12日,每逢星期六印发,共出印五期,由天池、黎民等人主办。它发表了《为什么最后胜利是我们的》《为什么要长期抗日》等文章。
《战旗旬刊》出版于1937年12月初,由葛乔、沙江和周文主编,为之撰稿的多是文艺界教育界的知名进步人士,如李劼人、黄宪章、胡绳等。第一期上刊登了宋庆龄的《两个十月》,她写道:“俄国的人民—那最质朴的农民和最谦逊的工人——就是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苏联本是帝国主义阴谋的大海中一根飘荡的草,现在已成为安全而有目标的‘方舟’,给数千万的人民,给世界各地幻灭和失望的人们,高擎着希望的火炬。”她号召大家“学习我们伟大邻人的榜样”, “只要我们有自信的决心,苏联在短短二十年历史中所做到的,我们也能同样的做到。”
《金箭》创刊于1937年8月,由川大学生陈思龄主编,共发行五期,历时近半年,后被四川省警备司令部强令停刊。
《金箭》的文章,胜似冲锋的号角,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卢沟桥》以简短有力的诗句,发出了“把四万万奴隶的呻吟,聚成反抗的电哮"的号召;《煤矿》叙述在党的领导下,矿工们纷纷组织起来,投入了“用武装的力量酬答敌人”的抗日的行列;《去路》表达了国统区青年不堪苦闷和压抑,终千下定走上抗日战场的决心;《兰星》描写了上海抗战时的伪军,在战场上调转枪口,与我军并肩抗击日寇的爱国行为。这些作品的发表,体现了刊物的指导思想,即是要“把描写‘自己的园地’的笔尖,变成前线战场的血旗,及发动后方民众的警号”。(第二期《编后》)
《笔阵》原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一个会刊,由叶圣陶和牧野两人担任主编,主要发表会员的一些短小作品,每期只有八页的版面。自第十二期后,篇幅增加一倍,共十六页,在作品的内容和体裁上都逐渐扩大。它创刊于1939年3月,停刊于1943年4月,整整坚持了四年多。它之所以没有像当时许多杂志那样很快夭折,反而越办越好,影响日益扩大,一方面是由于它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另一方面也是文艺界众多进步作家支持的结果,像郭沫若、茅盾、朱自清、王朝闻等都相继投稿,叶圣陶、李劼人、肖军等又坚持办刊。
该刊以大量篇幅反映抗战斗争,如《全民抗战》的长诗,喊出了人民英勇斗争的最强音:“四万万人的仇恨,海一样深,大海淹了四万万颗跳跃的心,血热到沸腾,四万万双眼睛闪出火,盯着当前那唯一的敌人。”小说《回来》写出了离川抗战的壮士,从前线负伤返家后,受到邻里欢迎和母亲慈爱的情景,用以鼓舞更多的民众走上对敌斗争的战场。除此而外,它还广泛地介绍有关的文艺知识,报告各地的文艺动态,评论中外文艺作品,如茅盾的《读书杂记》等。
《文艺创作》创刊于1943年8月,时间较后,且问世很短,但仍不失为一个有特点的进步文艺刊物。它应时的目的,在《歌颂及其它》一文中讲得很清楚:“她要歌颂一切参加抗战的战士及其工作,同时还要暴露那些阻碍抗战的现象,洗去一切抗战中的污点。”
《文艺后防》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的文艺刊物,创刊于1938年7月,终刊于9月,为时仅有两个月多一点,共出九期,由刘盛亚、周文、王白野主办。该刊发表了鞭批那些有悸于抗战大局的不良现象的大量作品;另一些作品则着力表现下层民众落后、贫穷和在抗日斗争中觉醒,而对于一切有利于抗日的事情,它总是给以热烈赞扬。它还刊载了《江油关》《宁武关》等传统川剧剧本,号召人们发扬民族传统,共同抵御外敌的入侵。
该刊在被迫停刊后,还竭尽全力在同年的10月出了《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专辑》,高度赞扬鲁迅战斗的一生和伟大精神。
在爱国青年创办的文艺刊物中,《火炬》是其代表。这是半月刊,以刊登“学校通讯、救亡情报、富于抗战性质的文艺作品,漫画木刻之类”为主要内容,同时刊载一些政治评论文章。
虽然《火炬》从1937年12月创刊到1938年2月终刊只有两个月,但由于它富于战斗性和鼓动性,文章短小精悍、文字生动活泼,很为青年学生所喜爱。
在专门性的戏剧刊物方面,当推颇有影响的《戏剧战线》。它创刊于1939年9月,由董每践、侯桐、李束丝和田禽等四人自费集资兴办。在此过程中,先后克服了稿源不足、印刷费用昂贵等困难,坚持了近三年(至1942年5月)之久。
《戏剧战线》以川剧为武器,以鼓励人民投身抗日洪流为己任,在《我们集中在戏剧战线上》这篇类似发刊词的文章中宣布:“我们的武器是戏剧,戏剧是我们的武器,我们要紧握这个武器,对敌人抗战到底。”在它发表的近五十个剧本中,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抗战这个主题。
翻译外国的进步文艺作品,对于生活在烽火连天的抗战环境下的中国人民,是有现实意义的。在当时的成都,不少刊物都发表过翻译作品,但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杂志,当推《金沙》和《顾平》。
《金沙》创刊于1941年10月,结束在次年10月,为时一年。由杨向平、屈万风等一批文艺工作者主办。它以翻译外国的小说、诗歌为主,广泛介绍国际上的一些进步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其中包括无产阶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现实主义大师L•托尔斯泰、G• 莫泊桑等。在刊登的作品中,有的宣传劳动人民参加革命的意义,有的介绍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成就,有的鼓吹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有的暴露资本主义的黑暗,有的抒发美好的爱情。这些作品传播的思想感情,对苦难的中国人民为民族的解放而浴血奋战,对唤起群众为美好的明天而忘我斗争,起着鼓舞作用。
《顾平》是继《笔阵》之后的革新一号,只出了一期,共发表了7篇作品。主编是王冰祥和吕洪钟、李劼人,陈翔鹤也参加了编辑工作。
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文艺刊物,如抗战初期的《青年文艺》、停办而又复刊的《四川风景》《群众》周刊、《惊垫》半月刊,继之而起的《工作》半月刊、《战潮》半月刊、《五月》月刊、《学生文艺》《雷雨》周刊、《蜂》周刊、《流火》《半月文艺》《通俗文艺》《朔风》月刊、《野风》月刊、《文艺堡垒》和《西部文艺》等等。
 
《大学》
《大学》月刊是一个进步的学术性刊物。1942年1月创刊于成都,1947年8月由成都迁上海继续出版发行。创刊时的编辑委员有陈中凡、黄宪章、李相符、杨显东、马濬、陈家芷,特约撰稿人有王守礼、李安宅、李晓舫、施复亮、彭迪先等。它正确地阐明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性质和应坚待的立场,并且提出了许多抗战建国的正确主张;大力支持爱国民主运动,坚决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政策,有力地配合和推动了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民主联合政府的斗争。
 
《统一抗战》
《统一抗战》半月刊于1938年5月25日创刊,编辑人是张子权、赵有涛。《本社献词》中指出:“本刊志在加强统—力量,贯彻抵抗的信心。现在抗日战线中有所谓‘不调和’,或甚至‘摩擦’的现象存在,”办此刊物的目的是“企望藉着这个地盘的协商,使各方的意见更调和,使统一的前途更臻巩固。”“我们愿意作撮合全民族统一抗战的‘媒人'。”该刊发表的车耀先写的《从大同小异谈到笔尖对外》中指出:“万事万物,有同有异,”“有大同小异,小同大异……”“当前的统一抗战便是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最重要的‘大同’,各种对立就降为‘小异’事件了。”帅如先写的《争取胜利与精诚团结》指出:“应该巩固各党各派的团结,建立互信。”并明确地指出: “有人主张只许一党存在,那是动摇团结的,削弱抗战力量的。”
 
《抗战星期刊》
《抗战星期刊》1939年10月10日创刊。编辑人:张表方、张秀熟、毛一波、金满城、王宜昌、苏乔、邓以淳、王集丛、王特夫、丁逄白、邓抱齐、刘侃元、李立中、沙汀等。
该刊第二期《启事》中指出:“本刊是一切爱国青年的公开园地。”因此,它在积极宣传民族团结、全面抗战、坚持持久战方针的同时,发表了许多有关大后方青年学生运动的文章,如《再来一个五四运动》有的认识与责任》《日本杀戮留学生》《读书与救国》《学生对千抗战应《快燃起抗战的热焰》等。主张“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认为“抗战中青年学生的责任,一是肃清汉奸;二是组织慰问队到前线去慰劳抗敌战士;三是到衣村去做农民的宣传工作,组织和发动农民;四是到前方去直接参加抗战;五是在后方认真搞好军事训练,做抗战的预备军”等等。
《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成立大会特刊》这个特刊出版于1939年4月23日。它刊载了《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成立大会宣言》和董仲翔的《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成立讲演词》。《宣言》指出成都分会实行总会的宗旨:“宣扬两国文化,敦睦国民友谊”, “以促进两大民族之团结,并且能增进两大民族之幸福,邦人君子,幸共图之!”
《特刊》还刊登了《中山全集中关千苏联》《中苏文化之沟通》女参加航空事业之热烈》《介绍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苏联青年妇《怎样促进中苏的交流》等文章,宣传中苏友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成都进步刊物文章选录

抗日战争爆发后,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报刊大量出版发行,是成都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的又一显著特点。当时,由中共四川省工委掌握的进步报刊,通过发表各种不同形式的文章,唤醒民众爱国热忱,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全面抗战路线;揭露日寇侵略罪行,痛斥汉奸卖国行径,抨击顽固派的反共逆流;介绍抗日民主根据地,宣传八路军及敌后抗日军民取得的胜利;以文艺形式歌颂抗日将士的英勇事迹,起到了为抗日救亡呐喊和党的喉舌的作用。
四川旅外剧队
刘司令部侍从室职员王肇獯等,最近在汉与四川旅外青年多人,合组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冀图藉戏剧力量,唤醒后方民众,队员共十九人,计有黄亿年,王肇褪,吴雪,田禽等,该队在汉组织时,曾经面谒刘司令长官请示,刘以各青年热心可嘉,当允赞助,并电知此间绥靖行署,于该队到川时,予以便利。现全体队员,已于昨日乘民裕轮抵渝,住大梁子世界旅馆,定一月十日,在渝作返川第一次宣传公演,剧本已选定《塞上风云》,共四大幕,内容纯系宣传国防。原载1938年1月4 日《新新新闻》
 
四川漫画社第一次画展昨开幕
四川漫画社,第一次展览会昨(十五)日起,在春熙路青年会,举行展览会三日,昨为第一日。该社此次作品,共约一百三十幅,系陈列于青年会少年部,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自上午九时起开幕,原定午后五时闭会,殊昨日观众异常拥挤,共到参观者约一千二百余人之谱,至五时后,观众尚络绎不绝,该会乃临时延长一小时,并开电灯欢迎,直到六时许,始行闭会,今明两日,仍照原定时间开会。昨日陈列之作品中,最佳者如谢趣生之“黎明”“暴风雨中“,张漾兮之“游击队”“傀儡组织系统”等作品,皆一时之选,观众观览之余,极为兴奋,并悉该会系展览三日闭幕后,即实行赴农村展览,拟先赴新都陈列后,再经其他各县,又该会会员,为宣传抗战起见,除漫画皆由自行垫款外,即展览会与下乡等费用,亦系自行备貲前往云。(玉)
原栽1938年1月16日《新新新闻》
 
四川漫画社第一次救亡漫画展览会宣言
中国在目前无疑义是已经步入了这个伟大的时代,自“九一八”, “ 一二八”,到“七七”, “八一三”以来,痛受国际黷武主义者法西斯蒂前哨---日本帝国主义之残暴的侵略,而已经掀起了举国一致的抗敌救亡运动,展开了壮烈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因为这一斗争的本身即为整个民族国家存亡生死的关键,更因为支持这一斗争的责任本来是普遍地人人具有的。所以在全面的、长期的、御侮救亡的大目标下,为了要完尽[成]“艺术”与“艺术家”之在抗敌阵线中的任务和功能,我们的“四川漫画社”应运而产生了,并且同时我们的“救亡漫画展览会”也应运而产生了。照理,一个新生的团体正将开始于一种新创的运动之际,是应该有它申述其本身立场及其工作意义之必要的,因藉本社第一次具体的工作表现之便,敬向社会各界人士郑重宣言:
“漫画”在大家的耳目中虽然绝不会是一种生疏的东西,但不免多少在一部分的观念中是有着某种的歧视的吧?至于以致力漫画的抗敌救亡运动为职志的团体在本省却实在未之前闻,因而作为漫画的抗敌救亡工作之一形式的漫画展览会在本省也还的确是一种创举,当然我们并不是希望要图得创导等美名,但我们却也不愿意一般人对我们有任何一种误会。
过去一般人,一贯地看待“艺术”不过为“人生”的装饰,不过为一种赏心愉目的玩意或摆设所谓装“漫画”亦无非“米老鼠”之类,徒供饱暖之后的笑料的滑稽卡通而已。实则真正的“漫画”并非仅只是“怪理怪趣”专门惹人发松和解闷的东西,它本质地是幽默的,但它都不是无聊的打趣和开玩笑。以它的最尖锐最活泼之本质与它底最洗炼最明快之形式说,实乃是最适合于目前这伟大的时代之需要的一种最深刻、最具体的表现,尤其以我国同胞中无智识的文盲大众既不能读通电,听讲演,接受一切为智识界所专有的宣传,而同时我们的抗敌救亡的大事业,又恰巧不能够不需要他们的力量之支持,因而它更是最有效、最普及、最富于煽动性的一种启发与激励---甚而是组织广大的无智识文盲同胞的工具,赞颂同胞们英勇的战斗的姿态,它也对敌人及其走狗---汉奸们之丑恶的面相予以极辛辣的讽刺,总之在目前,它就是最有力、最犀利的一种精神的抗敌救亡之必不可少的武器!
我们的社会之产生是由于社员们具有着如上的认识,我们的展览会之产生也是以如上的认识作基础的。但是我们明白地知道我们的力量很薄弱,尤其是展览会本身因筹备的时间之逼促与同人等的学力之幼稚,草率当更难免,好在我们的工作才开始,我们的新运动是本来尚有待于社会人士之匡正与助力!特别以同道们珍贵的批评与合作,我们尤其是更加诚恳地欢迎!
一九三八. 一. 十五.
原栽1938年1月17日《四川日报》
 
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为反侵略运动宣言
国际反侵略及抵制日货运动大会将于本月十二日在伦敦开会,大会将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从消极方面抵制日货,加速日本帝国主义经济的崩溃,促进日本工农大众的革命。从积极方面,竭力运用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的力量来援助中国反日本侵略的战争。大会的最终目的,是要运用国际的力量支助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获得彻底的解放,直到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成为世界和平阵线中主要的一员。更进而汇合中苏英法捷土美比等国及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的和平力量,摧毁意德日等国法西斯侵略的阵营完成世界永久的和平,达到各民族一律自由平等的幸福。这是人类进化史的伟大的发展,也是人类文化上灿烂的曙光。我中华民族在这样伟大的历史进化过程中, 正负担着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那就是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维护世界永久的和平。
我们的政府,已成为一个东亚反侵略的大本营,我们的抗战领袖,已成为中华民族反侵略的英勇战士,我们全中国的民众,已成为全世界反侵略的急先锋。国际一切反侵略人士的援助,将更予我们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物质上的补充,将使我们抗日的力量益为强大,我们更应趁着全世界反侵略反日本法西斯的洪流,加紧我们的团结,咬紧我们的牙关,为加速日本法西斯的灭亡而斗争,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世界的和平幸福而斗争。本会号召成都文化界的人士,发动所有的文化力量,支持政府对日的全面抗战,为国际反侵略运动树立杀敌致敬的先声,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丧钟快要响了,中华胜利的前途在望,世界和平的曙光在照耀着,朋友们,起来吧,为反侵略而作英勇的斗争。
原载1938年2月13日《四川日报》
 
火炬大游行别纪
自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以来,反侵略的吼声,不但惊醒了我们不愿意作奴隶的中华民族,确已震动了全世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一致联合起来向侵略者反抗!
全世界反侵略大会,已于昨(十二)日在伦敦开会,爱好和平的国家都纷纷派代表前往参加,一致拥护大会,实行裁制国际的强盗——日本帝国主义!
成都,昨天也燃起了反侵略底火炬,它的光芒不仅照耀着每个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还可以烧灭侵略者的皮毛骨肉。热心救亡戏剧的朋友,在大会未开幕以前,共分了两大队工作。第一大队是川人旅外抗敌剧队、星芒社、天明歌咏队,在少城公园大会场公演起《逃难到四川》《九一八以来》《难民曲》等话剧,观众约五千余人。第二大队是曙光剧社、农民抗战剧团、青年歌咏队,公演《放下你的鞭子》《反侵略》等话剧,观众约六七千人,人们敌忾同仇的情绪,早已被激动了。
记者匆忙地吃了午饭赶到少城公园时,参加火炬游行大会的各机关法团学校等,已到达很多了,一列一列地在广大的公共体育场立着,每个人心里早已燃起了反侵略者的火焰。
由动员会宣传组长曹四勿主席领导行礼,并报告开会理由,又朱雯青、李幼椿、张表方及省府邓代主席代表王白与,绥署代表蔡军识,文化救亡协会代表黄宪章、车耀先等,相继致词,悲壮激昂,掌声如雷,全场空气紧张严肃。嗣后有新由日本来华之美国驻日大众呼声社记者解难克难得氏致词,略谓个人虽初次来华,以观感所及对于贵国抗倭战争,不仅为贵国求自存,确为全世界人类争和平谋幸福;最后又谓,中华民族反倭战争,得到最后胜利的时候,不但是中国人民的幸福,亦即是美国的幸福,个人站在美国的立场深深感谢,并且将来全世界不仅得到新的和平,而且成为新的世界,所以全世界应一致起来打倒全世界的侵略者。又圣公会会长英人陆德礼博士致词,略谓个人对于贵国抗倭为民族争生存,全世界求和平,人类争正义,个人极为同情,愧无切实援助,深以为歉。解陆两氏,虽属西人,而对于我们全民抗倭战争及反侵略运动,已得到深刻同情,足以证明残暴侵略者的国际地位日趋孤立,渐到末日也。
经各方面悲壮激昂的演说词的刺激,把广大的会场,各级的群众激动得异常兴奋,最后大家高呼着“国际反侵略运动成功万岁”,跟着分队出发举行火炬示威大游行,首先由动员会吴一峰燃起大会火炬领导前进,继以军乐队,及大会主席团全体职员,各机关法团学校民众等随后,绵延数里,每人手持火炬一束。又市商会自备火炬四千分发各队,沿街高呼反侵略运动各种口号,及唱救亡歌曲等。所经过街衢观众如堵,均同呼口号,各商号店员学徒及小孩等自行随队加入游行者尤多,至于佛学社僧众亦参加游行,到中山公园解散时,均将未燃完之火炬,堆集燃烧,火光熊熊,国歌高呼尤为壮烈,黑暗沉沉的大地,已被热烈的火炬,普照着光明强壮了,伟大的火炬啊,象征着我们的胜利己在目前。(秋池)
原栽1938年2月14日《新新新闻》
 
致各地杜员诸君
 
各县社员诸君:
救亡是大家的事情,只要是忠实于救亡工作的,都可以参加本社,决没有“资格合不合”的区分。截止现时为止,凡已填寄入社表者,均一律为本社正式社员。至于“参加何种工作”,那要看你自己的环境和技能而定。现在规定一纲要于后,请大家在自己的环境和技能的可能范围内去做:
一、取得地方当局的同情和谅解的条件下,成立“大声通讯处”,尽量推销本刊。需要刊物好多,即通知本社。
二、经常约集当地订阅本刊的朋友们开“大声读者座谈会”,讨论救亡理论和工作问题。每次座谈会的内容记录,请整理后寄本刊编辑部一份。
三、尽量帮助当地推动救亡工作。如组织宣传队,歌咏队,剧团,办民众识字班,民众夜课学校等。事前必须接洽地方当局,诚恳地请其赞助。
四、尽量发展社员。有欲参加本社的朋友,即介绍给本社。条件不宜苛,只要有救亡诚意的就够了!
以上这些事情,都希望诸君努力地做,发生了困难,可详细写信来,本社可以提供参考意见。即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大声社四月廿八日
原栽一九三八年五月七日《大声》
 
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成立宣言
中苏两国,境界毗连,达数万里,民族相通,亦数百年;而同为世界伟大之民族,且同遭侵略战线之压迫;是其关系之密切,利害之与共,已不言可喻。侵略者今日之肆虐,不仅祸患中苏,而世界和平与文化,亦将被其完全摧毁而无所忌惮。此岂中苏两大民族所能坐视者耶?宜如何互为戒惧口戢此凶顽?又如何共相扶持,安定世界?更如何交换文化增益人群福利?皆是此两大民族目前急切之事。同人等念此两大民族,利害既共,抱负既同,责任亦至重大;爰组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实行总会既定宗旨:“宣扬两国文化,敦睦国民友谊”于以促进两大民族之幸福;并期能逐渐实现两大民族之宏愿,邦人君子,幸共图之!谨此宣言。
原栽1938年4月9日《大声周刊》复21号
 
 
 
 

抗战时期成都的话剧

作为一种新兴的外来的戏剧形式——话剧,对成都人来说,在抗战前还相当陌生。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使成都大专院校话剧运动日渐兴起,但只局限于少数革命者和知识分子范围。中小城市农村的广大人民群众对话剧这一戏剧形式仍然是陌生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我党中央即指示各地党组织迅速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一个包括各阶层爱国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起来。文艺界掀起了全体总动员,形成了不同派别的影人、剧人的空前大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文艺界拿起话剧这一最能反映现实的宣传武器。不少的剧作家、著名影星、知名话剧演员,随着平津、上海的沦陷,武汉的失守,相继入川,为抗日救亡鼓与呼,使话剧艺术得以在成都这块土壤上扎下根来,不断地成长壮大。
来成都最早的,首推“上海影人剧团”。该团创始人是蔡楚生同志,剧团的领导核心,是由陈白尘、沈浮、孟君谋三人组成理事会。团员共有34人。该团于1937年10月15日先到重庆,12月2日风尘仆仆转道来到成都。演出剧场选在“智育电影院”,剧目是《卢沟桥之战》《沈阳之夜》《流民三千万》,演出轰动蓉城。对成都人来说,可以说是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话剧。前方抗日景象,人们颠沛流离的场面,历历在目,观众有如身临其境,现场群情激奋,深受感染。但与此同时,剧团却遭到反动势力迫害,影人剧团被迫改名为“成都剧社”,以后,仍然坚持演出《醉生梦死》《汉奸》《日出》《雷雨》等剧。
第二批来成都的是“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该队主要成员是由在外省从事戏剧工作的四川人所组成。队长王肇烟,副队长吴雪,其经费由刘湘通过其秘书曾蔚兰资助。他们由武汉先到重庆,1938年元月到达成都。1938年秋,旅外剧队经川东南、川西、川西北,分三路做了两期巡回演出,使话剧艺术传入中小城镇及农村,为抗日宣传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批来成都的是由著名戏剧教育家熊佛西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会农村抗敌剧团”。该团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便在河北定县成立。他们也于1938年元月,几乎与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同期到达成都。该团先后在青年会及智育电影院、蜀一电影院公演了《中华民族的子孙》《后防》《吴越春秋》《大红鞋》(又名《流寇队长》)及儿童剧《儿童世界》。他们除了在蓉公演之外,还转战川西各县,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第四批来成都的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该团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所组建。编、导、演人才芸萃,在上海早已声誉卓著,名扬四海。他们是由陈白尘去武汉搬兵求救,并由阳翰笙遵循周恩来同志指示,动员入川的。他们也是先到重庆,约在1938年4月才到成都,并与成都剧社人员合并。从4月25日起,业余剧人协会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公演。十余台优秀剧目,令观众大饱眼福、耳目一新。计有《民族万岁》《故乡》《夜光杯》《自由魂》《日出》《雷雨》《原野》《阿Q 正传》《凤凰城》《群陇乱舞》《太平天国》《钦差大臣》等。公演一直持续到9月底,盛况空前。
综上所述, 1938年抗战早期的一年间,深入大后方的话剧团体,绝大部分集中在成都,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大后方话剧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时期。而话剧这一艺术形式,也开始为成都广大群众所接受,乃至生根、开花、结果,深入人心。
1939年底至1940年初,“西北电影公司”从西安来成都建厂,又给成都话剧运动掀起了一个小高潮。该厂原属第二战区阎锡山的官办公司,厂长温松康,秘书钟仁山。来时曾有山西文化名人梁延武,在武汉同阳翰笙商谈,想利用阎的地方实力,借统一战线口号,扩大抗日队伍,积极宣传抗日。为此,在政治部三厅名义领导下,于成都恢复西北电影公司。建厂初期,编导、演员阵容整齐,盛极一时。接着就在智育电影院连续演出八大剧目:《新生》《心防》《残雾》《雾重庆》《黑字二十八》《日出》《重庆24小时》《软体动物》,一时轰动锦城,蔚为壮观。继八大剧目之后,该厂还在沙利文剧场公演了《娜拉》《以身作则》《雷雨》《黑字二十八》,并在华瀛大舞台公演了《大雷雨》。从1940年至1941年底,“西电”对成都话剧运动起到了核心推动作用,说它是个小高潮,当不过分。
“西电“解散,正值皖南事变前后,时局严峻,成都话剧运动走向了沉寂。直到1943年金秋,重庆“中华剧艺社“转战成都,成都话剧运动才又步入一个黄金时代,其势不减当年。“中艺”在成都首演的三个戏是夏衍编剧的《法西斯细菌》,郭沫若编剧的《孔雀胆》,曹禺编剧的《家》。
以上三个戏的成功演出,对当时成都沉闷的剧坛,可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记得当年重庆“中电剧团”、“怒吼剧社”、“中国艺术剧社”、“江安国立校友剧团”都曾先后来蓉。成都话剧活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极一时之盛。
无奈,好景不长。“中艺”影响所及,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和迫害。重庆来的剧团只有打道回府, “中艺”不得不远走川东南,成都“神鹰剧团”同年底宣告解散,“血花剧社”、“前锋剧团”也烟消云散,成都话剧又开始走向低落。待到1944年冬,“中艺”由川东南胜利演出归来,话剧又开始有了一些转机和复苏的景象。他们先是在春熙路青年会小剧场演出了郭沫若编剧、吴祖光导演的《棠棣之花》,然后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租得“三益公”场地(今春熙路新闻电影院旧址),剧团将演出剧场固定下来,开辟了打长期阵地战的先例。此时,秦怡由重庆赶来助阵,李恩琪也正式加盟住进团里。尽管创业艰难、历尽酸苦,但由千应云卫领导有方,同志们齐心合力,终于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他们曾在“三益公”演出了《孔雀胆》《结婚进行曲》《北京人》《桃花扇》《离离草》《戏居春秋》《上海屋檐下》《草木皆兵》《大旺英烈传》《日出》等剧。当时,他们在成都是一花独放,一枝独秀,由此成都剧坛仍显生气,并不寂寞。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抗战八年,成都话剧运动的发展是波浪式的,有起有落有盛有衰。但从总体上说,仍然是在巩固发展、逐渐成长壮大的。它对宣传抗日,唤醒民众,鼓舞士气,同仇敌忾,起到了振聋发聩作用。成都作为抗战大后方这一特殊地位,不仅为此提供了有利的阵地,而且许多有志之士直接参加了这一战斗行列,为之付出了心力,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中国话剧史上,成都该有它一席之地,其功不可没。
 
 

成都的空战

天空中的枪林弹雨
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以后,中国空军的主力便撤退到了四川。其目的,是为了一方面将战斗机配属重庆,以保卫民国首都,另一方面,将装备苏制图波列夫SB-2 、伊留申DB-3 轰炸机的我空军1大队及苏联志愿队轰炸机大队主力驻留成都,方便随时从这里起飞给日军以反击。
然而,就在这年的11月8日,日军18架轰炸机突然首次空袭成都,在凤凰山机场和太平寺机场投下了百余枚炸弹,这是成都自抗战全面爆发后第一次遭受日机轰炸。恰好这几天成都的天气比较好, 15日, 17架日机再次空袭了成都凤凰山机场。随后,随着季节的变换,冬天的成都平原,即使是晴天,上午的天空大多是雾气笼罩,能见度不高。而重庆也是有名的雾都。也许是因为气象的原因,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日机便停止了对成都和重庆的轰炸。
转眼就是1939年,而这年的5月3日,日军以海军航空轰炸机进攻袭击重庆为序幕,恢复了对四川的轰炸。5月8日,日本海军航空队第2联空轰炸成都。
入夏以后的成都,天气大多以晴天为主。
6月11日,日海军第1联空第13航空队再次袭击成都。为了达到最佳效果,此次日军首次选择了下午起飞,黄昏时抵达成都上空。当时遂宁、金堂方向最先得知这一消息,便马上向成都发出了警报。于是,成都方面,中国空军5大队尽数起飞27架战斗机,迅速爬升到4200米高度巡逻等待,做好拦截敌机的准备;市民们也在防空警报声中迅速地从家里撤出来,进入附近的防空洞,附近没有防空洞的人家,便寻找比较坚固的建筑物作为掩体。
傍晚19时30分,17中队岑泽鎏队长率先发现了9架敌机呈“品”字型编队飞了过来,当他俯冲占位后发现这是敌海军的三菱96陆攻轰炸机,便将编队中最前面的敌总领队指挥机咬住一阵射击,成都上空的首次大空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躲在防空洞里的人们,只听见头顶天空中的马达声响成一片,时而呼啸而去,时而呼啸而来,并伴有“哒哒哒”的机枪扫射声。而地上则不断响起“轰轰”的爆炸声和房屋的垮塌声。每一声巨响,都使地面产生强大的震动,都让防空洞里发出女人和孩子的惊叫。
这时,太阳快要西沉了,天空中飘起了一片片被夕阳染红的云霞。敌我双方正在激烈地战斗, 30多架飞机相互穿插地交织在一起,都在寻找最佳时机向对方开火。岑泽鎏、叶惠强等一边要躲避敌机射出的密集的子弹,一边各自死死地咬住敌机不放。当他们看到地面上因敌机扔下的炸弹爆炸后而腾起的滚滚浓烟及火光时,怒火在胸中燃烧,恨不得将敌机全歼。于是,岑泽鎏几次升起又俯冲,最后迂回到一架敌机后面,瞄准一架敌机尾翼一阵猛扫……等他完成第一轮攻击自敌机群中脱离时,发现敌总领队长机机体已经开始冒着白烟。他知道敌机油箱开始漏油,便又拉起后再次攻击,追逐敌机达10余分钟后返航。
与此同时,他的2架僚机也俯冲攻击敌编队最左侧的中队,其中,飞行员叶惠强抓住1架敌机,从成都市区的东御街一直打到华西坝东南。经过20分钟的追击,眼见敌机已经冒烟下降,但此刻叶惠强却被敌右侧编队火力所伤,一弹穿过左肘,血流不止,只好返航。经过5大队的轮番攻击,敌轰炸机难以支持,仓促间在盐市口一带投下部分炸弹,向东南方向逃跑。
这次空中战斗,敌机共炸死平民226人、伤32人,毁坏房屋4700 余间。我击落敌96陆攻轰炸机3架,击伤数架,自己无一损伤。
我空军两次成功突袭敌人
在第一次成都空战结束后不到三个月,即1939年的9月4日,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经回国休整和补充之后,再次来华,返回湖北武汉的汉口。这样,汉口航空基地就集中了日本海军航空队第1 、2两个联合航空队和陆军第3飞行团的200余架各式飞机。日军袭击中国内地的飞机大部分也都是从汉口起飞的。1939年苏联志愿队轰炸机联队来华后,我军远程打击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于是中苏空军决定联合行动,对汉口机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攻击。
10月3日9时许,事先进驻四川的苏联志愿航空队轰炸机队,由成都太平寺机场起飞9架DB-3型轰炸机,每机携带100公斤炸弹10枚,前往武汉袭击日据王家墩机场。日军对中、苏长途袭击能力估计不足,在王家墩机场上停放了逾百架飞机,而且毫无戒备。12时35 分,机群飞抵汉口时,发现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的6架新到达的96 陆攻轰炸机也才刚飞到机场。日本第一联空司令官冢原二四三少将等军官都在战斗指挥所门前迎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厄运来了。这时,我军机群已同时飞临并实施轰炸。由于事前准备了详细的机场资料,所以,轰炸时便一次性投放了全部炸弹,使机场立即变成了一片火海。日海军木更津航空队副队长石河中佐、鹿屋航空队副队长小川中佐及士官5名当场轰死,冢原二四三被炸掉左臂;40多架飞机被炸毁,油库和航运器材库一部分也被炸毁。
日军事后估计损失在2000万日元以上,而苏联飞机仅一架负伤。在轰炸中,虽然有敌机数架曾强行起飞拦截,同时,当苏联空军轰炸完毕后,日海军飞行员圾井三郎又找到一架完整的96舰战机升空追击,但都遭到了我机严密的火力阻击。哪怕敌机尾追了100公里,最后仍是无功而返。这样,我军9架轰炸机于下午15时40分悉数返航,降落成都太平寺机场。
突然吃了一个哑巴亏的敌人,估计还在懊恼中寻找低估中国空军战斗力的原因时,却万万没有想到,更大的灾难和厄运第二次已经降临。10月14日上午8时30分,苏联志愿队航空队以20架DB-3轰炸机再次出现在武汉王家墩机场。此次各机根据上次轰炸的经验,除携带炸弹外,又追加50公斤燃烧弹和14公斤杀伤弹多枚。12时30分,第二批6架抵达,此战共炸毁日本轰炸机66架,战斗机37架,炸死日本飞行员60余人及陆海军官兵300多人。在当时,这是日本遭受到的最沉重的一次打击。
我军两次对日机场的突袭,都很成功,尤其是第二次偷袭,对日军无疑是一次重创,为我空军出了一口恶气,同时也鼓舞了我空军飞行员的斗志。
日机“轰炸大王”命丧成都
自成都的空战开始以后,日军不仅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反而使其汉口的航空基地遭受了巨大损失,这让日本人非常窝火。日本海军吃了亏以后,为了报复,于11月4日气候条件较好的这天,派出了在武汉的所有96陆攻轰炸机72架,由第13航空队司令“轰炸大王”奥田喜久司大佐率队,杀气腾腾地直奔成都。
中国空军的地面情报网得悉后立即报了警。于是,5大队等部分战机分两批出动拦截,17中队的7架法国制造道瓦丁D510战斗机和27中队7架伊-152首先起飞,在成都和温江之间的上空巡逻待战;随后,29中队的9架伊-152也在成都附近待战。来犯敌机第一机群在成都市区正北的凤凰山投弹,第二机群则前往轰炸成都西面的温江机场(现黄田坝机场)。我军战机分头应战,在凤凰山上空4000 米高度处,27中队首先和敌机交手,由于防空预警给了飞机员足够的时间,机群得以事先爬高,占据高空优势,从高处俯冲攻击敌机。
第一次冲击后,攻27中队又从后方在同样高度再次攻击,接着17中队装备机炮的D510登场。这一次,他们采用平飞状态迎头方式攻击日机,以发挥20毫米机炮的强大火力。数发20毫米弹便立即使日机右翼起火,并扩展到机身油箱,该机爆炸。17中队飞行员见状大喜,又翻身从后面攻击日机,敌机群中四处起火。这边,29中队的副中队长邓从凯率先冲入敌机群,咬住敌带队长机不放,只可惜伊—152 仅有762毫米机枪4支,火力不足。但是,英勇顽强的邓从凯从成都上空一直追到南面的仁寿与简阳交界处,最终将敌机击落,而他的座机也中弹多处,迫降时在仁寿县向家场撞树后壮烈牺牲。26中队飞行员段文郁在激战中腿部中弹2发,仍追击敌机,将其击落于中江县境内。段文郁也因为失血过多昏迷,飞机失控坠毁在金堂县境内牺牲。
事后,根据现场调查,在简阳击落的敌96陆攻轰炸机,正是号称“轰炸大王”的敌13航空队奥田喜久司。狂妄的奥田喜久司,估计他到死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命丧成都。
空中悲歌缘于装备落后
日本的科技发达是世界公认的,虽然在成都的空战中败多胜少,但他们的自我修复很快。自1939年几次受到我空军的重创以后, 一直耿耿于怀。时隔近两年时间,即1941年3月14日,日军得悉中国空军换装成新型的伊-153战斗机后,派出12航空队12架零式战斗机从宜昌出发,护航10架97航攻(B5Nl)水平轰炸机再次前来成都寻战。恰中国航委会也想试验一下寄予很大希望的苏制新机的战斗力,于是,5大队遂奉命会同3大队28中队共出动31架伊-153出战,在成都上空迎击日零式战斗机。
这次的空中交战,中国空军从上到下都很重视。由黄新瑞大队长率领9机编队、副大队长岑泽鎏率领11机编队、28中队周灵虚中队长率领11机编队前往迎敌。与敌机12架零式战斗机在双流机场附近相遇,随即展开激烈空战。起初,我军以逸待劳在高空待战,占据了高度优势。敌机初到,正全力向地面双流机场搜寻我停留的飞机,未及注意我机群居高临下奇袭,因此一开始我军就占据了主动。但是,在随即的战斗中,由于敌零式战斗机的格斗性能良好,水平盘旋半径、爬升率和最大速度等性能都远在我伊-153之上,因此,日本零式战斗机居然很快从遭奇袭、高度低、被咬尾的一系列不利局面中摆脱出来,利用其远胜于我机的机动性反超。混战中,敌击落我机多架,岑泽鎏被当场击落在双流机场边,人机同殉。黄新瑞也负伤迫降于苏码头,虽经地面人员全力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此外,支持5大队的3大队28中队周灵虚队长和飞行员袁柄芳也在空战中牺牲。在这场空战中,中国空军被击落8架伊-153, 连带迫降损失共计16架。至此,空军主力飞行员85%以上已经损失。
实战证明,仅凭军人顽强的战斗意志和英勇献身的精神,而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要打赢一场战争,是要付多么惨痛的代价!
 
评: 日军为何要轰炸成都
 
 
成都是四川省会城市,是四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西南战略大后方的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整个计划之中,攻占不下重庆、成都,也就攻占不下四川和西南,日本独占中国的目的就达不到。
翻开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侵略中国的各帝国主义列强中,日本帝国主义是最野蛮、最凶残、最反动、最贪婪、最疯狂的。
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世界各资本主义处在向帝国主义过渡完成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到1898—1914年间先在欧美然后在亚洲最终形成了。美西战争(1898年)、英布战争(1899—1902年)、日俄战争(1904—1905年)以及欧洲1900年的经济危机,这就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主要历史标志。”(《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日本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迅速加入到瓜分世界领土的行列。明治政府制定了军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叫嚣日本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确定了吞并朝鲜、征服中国、争霸世界的狂妄计划。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起,开始对中国进行侵略。最终于1937年制造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掀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战争一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依仗其强大的战争机器,狂妄叫嚣:“用少量日军对中国一击,便可轻易占领中国”、“两个月就可以结束战争”、“三个月灭亡中国。”日本侵华战争伊始,进展神速,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退,日本不费一枪一炮轻易地占领了青岛、济南山东全省。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日本进攻时,不放一枪,主动放弃广州,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完全控制了广东全省及珠江三角州大片地区。国民党政府先后签订的出卖主权、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使日本侵略者在政治上、军事上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当时国民党领导的军队,诚然不乏忠勇爱国之师,诸如“一·二八”奋起抗战的十九路军;死守滕县、城亡与亡的川军;鏖战昆仑关的铁军;喋血热带丛林的远征军。但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蒋介石不是积极抗日,而是念念不忘“曲线救国”路线。甚至妄想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与日 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在日军凶猛的攻势下,一年之间,南京、上海、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重庆,四川于是成为中国的战略大后方,重庆跃升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而且也是世界远东反法西斯指挥中心。
武汉失守以后,中国的抗战,由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而在日本方面,战线的拉长和战争的长期化,使日本军方感到,“如果再扩大战区或增添兵力,无疑要大量消耗国力”,日本随时可能“陷入因暂时的财政破产而不得不改变对华方针的窘境”。正如日本学者前田哲男所说:“关于攻下武汉后的战争指导思想,除远距离地面攻击这一点外,政府、军部、派遣军三者的认识一致。他们认为,步兵对崇山峻岭的大巴山脉,舰队从武汉对扬子江上游都不适宜。要停止扩大战线的理由不仅如此,此时陆军掌握的兵力几乎已全部投入作战,日本本土只剩下近卫师团了。补给线拉得太长,已无力开辟新战线。只得承认守住武汉,地面部队的攻势已走投无路。”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日本政府当局意识到:“在辽阔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于是,日本对其侵华策略作了重要调整:把以往对国民政府实行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策略,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即第二次《近卫声明》),妄图以共同反共、防共为诱饵,对国民政府进行分化、诱降。1938年2月16日,日本参谋部就作出了对中国内地“应抓紧航空进攻作战”的决定。10月底,日本大本营决定把航空部队作战方针由以前的以协助地面部队作战为主改变为直接攻击中国大后方的战略、政略要地为主,利用其空中优势,“单用空军获得决定性成果”。同时,为配合政治上对国民政府的诱降活动,日军企图通过威胁与引诱相结合的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他们认为:“以空军不断消耗敌兵力,挫败其士气,也是促使蒋政权崩溃不可或缺的行动。”同年12月2日,日本天皇向侵华日军下达“大陆令第241号”命令,对迁移到重庆的国民政府组织“航空进攻作战”,以达到“压制、消灭残存的抗日势力”的目的。当天,日本大本营参谋长就发布了345号大陆作战令,宣称“挫败敌继续作战的意志”是航空进攻作战的目的。后来,日军于1940年制定并实施的“101号作战”计划,也是以“以挫败敌国民作战意志”为目的的。
面对日寇的狂轰滥炸,1939年5月4日,《新华日报》在题为《用战斗回答敌寇轰炸》一文中愤怒谴责道:“这班绝灭了人性的野兽,在无可奈何之中,不断残杀我后方索然无辜同胞,以图扰乱秩序,摇惑人心……但这是徒然的。”一位亲历过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的美国记者怀特,在其题为《历史的探求》一文中写道:“关于此次重大的杀戮,敌人是出于恐怖目的的。南京和上海已经遭到轰炸,但那是军事上的轰炸,重庆古城并没有军事目标。尽管如此,日军选择重庆作为化成灰烬的对象,为的是挫败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的精神,这是他们不能理解的精神,同时粉碎转移到重庆郊外的政府的抵抗意志。”
从1938年11月起至1944年12月,日寇出动了数千架(次)飞机,投掷数万枚炸弹,对重庆、成都和四川各地连续进行了长达6年多的大轰炸。其战略意图就是“以炸迫降”、“以炸迫和“,打击我中华民族的抗日决心,扰乱大后方社会秩序,破坏中国的抗日潜力,迫使中国政府屈膝投降。然而,日军的狂轰滥炸,不仅没有达到使中国军民屈服的目的,反而激起了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精神,最后连日军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单凭轰炸,使其屈服是决不可能的。”
 
 
 
50万民工建机场

1943年12月,主政四川省并兼军委会成都行辕主任的张群,在重庆会见了蒋介石以后,接受了一项任务,他深感这是由他主管的一件特别重大的事,便立即赶回成都。当他正要出城的时候,恰逄空袭警报声尖厉刺耳地响起,大街上一片慌乱,人们正从四处向防空洞涌去。国军一级上将、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从空军总部派出的修建机场的几位专家也随同前去成都。为首的专家听到警报,连忙向张群建议说:“是不是先进防空洞,躲过空袭后再动身?”张群不惧空袭,果断地说:“赶紧出城吧,车子开快点就是!”
从重庆赶回到成都的当晚,张群连夜将几个主要厅长召来紧急碰头,部署第二天下午在省政府召集相关省府及涉及新津、成都、灌县、华阳、温江、广汉、郫县、彭山等29个县主要官员的“特别紧急会议”。会上,张群简单而明确地说,应美国罗斯福总统的要求,奉蒋委员长的命令,美国援助我国的空军要在四川建设一批“特种工事”,以反击已陷入穷途末路的日本的侵略。张群解释说,所谓“特种工事”的主要计划,就是应美国的紧急要求,中国在成都地区建设若干个空军基地。
这项任务是由政府下达给四川的,由四川省全部承担,为此,省里专门组建一个“四川省特种工事委员会”,由张群主席亲自担任主任委员。然后,由民政厅厅长胡巧义说明“特种工事”的计划概要和任务的具体分派。
胡厅长在会上向大家就“四川省特种工事”的计划做了如下介绍:
一、在省会成都近郊的新津、邛崃、彭山、广汉建立四处轰炸机基地。其中,新津、邛崃机场是扩建,彭山、广汉的机场是新建;另在成都、温江、德阳等地建立五处战斗机基地。
二、工事完全由四川人民承担,从成都附近的29个县抽调32万名民工,考虑患病和工伤,直接参与工事的人员需55万人。
三、每人每天供应白米1.4升,须筹集32万人5个月的口粮,运往工事现场需20万人次的劳力,由各县自行负责。
四、各县设立民工委员会,负责招募民工、调配作业用品、征用土地、补偿等事宜,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工期。
五、修建这批机场的费用,由美国援华经费负担。
当这个计划一宣布,在场的大小官员们都无不感到吃惊,接着便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起来。在四川已经有过修建机场的劳务了,早在抗战之前,地方军阀刘文辉等就征过地、修建过机场,抗战全面爆发后,省政府也为中国空军征过地、修建过机场,当时都觉得规模很大,可是,与此次美国要求征地、修建机场的规模相比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
在会上,周至柔派来的空军机场技术专家也介绍了美国方面的要求,只说“美国大飞机”需要滑行跑道长2600米、宽60米、厚度1米。战斗机用的机场跑道长2200米、宽40米、厚度40厘米。轰炸机和战斗机总计需要9条跑道,必须在5个月内完成。另外,还有附属设施,其中包括3个燃料储存库、6个弹药库、两处无线电通讯所以及能储藏35架美国大飞机的机库、两处引擎修理所和指挥部、飞行员宿舍等。一条滑行跑道就需要10万立方米的沙石,而且要求严格,必须用多层的鹅卵石、沙砾、黏土浆混合夯实。
有个县长问:“这美国大飞机,到底有多大啊?”专家回答说:“鄙人也没见过这种大飞机,无法解答。”另有个县长问:“这么看来,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了,我们修建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场了?”专家答称:“可以这么说。”尤其是出席会议的29个县的县长,对如此庞大的计划突然下达,在惊诧之余,也都颇感兴奋,觉得“美国要对小日本出重拳了”。同时,大家深感责任之重,因为四川民工们建造现代化“美国大飞机”机场工程,所使用的工具并非现代化,还是沿袭儿千年来最原始的“肩挑、人扛、小车推"的劳作方式啊。于是,会议结束之后,各县回去立即展开动员。

1944年1月中旬,正是寒冬时节。那些穿着冬衣、包着头帕的来自四川各区县的数十万民工带着口粮、铺盖等生活用具,以及斗笠、锄头、箢篼、扁担等生产工具,冒着寒风纷纷涌向新津、广汉等机场所在地,在这些民工中,还不乏有妇女和孩子。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壮观场景,每一条通往机场工地的路上,都是浩浩荡荡的人流。
由于新津机场是秘密部队第五十八联队指挥部所在地的核心机场,动工最早,当时参加扩建新津机场的,除了新津本地民工外,还有来自成都、华阳、温江、崇庆、郫县等22个县的各族民工。在四川修建B-29轰炸机起降的跑道,取自当地最重要的材料就是:江河卵石与岩石!工程所要建的跑道,是能承受六十多吨重的B-29轰炸机起飞与降落所产生的冲击力,要比建造一般飞机跑道的要求高得多,所以,鹅卵石都几乎被采空了。青壮年民工们在山谷里、山坡上、河滩边,将鹅卵石装入筐里,用肩挑,或装入独轮小斗车,手推运走;大的岩石装入牛车,或是马车,搬运到机场跑道工地;然后,再由妇女和儿童用锤子加工成大一点的“狗头石”和小一点的“羊齿石”。石料备好了,首先用锄揪铺平地面,然后先铺放“狗头石”,上面浇灌黏土或水泥,再往缝隙间铺入“羊齿石”,浇灌黏土或水泥;如此反复铺设,直到达到要求的厚度。跑道铺就之后,就用人力拉着大石辗,来回反复辗压。所以,一时间,敲击石头的铁锤声,推动板车的咕噜声,号子声、口哨声以及大呼小叫的吆喝声汇成一片,整个建筑工地仿佛一锅沸腾的水。
修建B-29轰炸机基地的新津、邛崃、彭山、广汉四个县,在县志中有相关记载:“大晕的鹅卵石除少数用手推车之类的工具运输外,大多数是用扁担挑,从河床到现场的扁担队络绎不绝。出劳务的都是附近的男女农民,最初每人往返能担20趟,随着采石场和工事现场距离的拉长,运送的次数下降,最后竟然早上挑上卵石萝筐出发,队伍一直走到第二天早上才能到达工地,如同蚂蚁队伍长途搬迁。”有老人说,个别县也都出动了一两部装货的汽车来运载卵石,但是,很快公路边河滩的卵石挖运完了,要到上游或者山里去,没有公路开通,汽车就没用武之地了。当时,装运卵石的主力军,还是肩膀挑、小车推。仅彭山基地需要的鹅卵石,就开尽了新津到眉山眠江两岸50公里的资源。成都远郊、近郊大小河流里的鹅卵石都被采空了。由于工程浩大,时间紧迫,国民政府要求四川“各处工程统限于民国33年(1944年)1月中旬开工,新津、邛崃同年3月底以前完成,其余同年4月底以前完成(雨天及空袭时间在内)”。
因为战争的需要,时间紧迫,所以机场必须夜以继日地施工赶进度。工事没日没夜地进行着,晚上点起瓦斯灯照常作业,锤石头的锤石头,每百多号人拉起沉重的压路石辗夯实跑道,十多个大石辗同时辗压的大场面也很常见。一入夜,机场工地上一片通明,通往工地的夜幕中则显现好几条长长的火龙,那是民工挑运卵石的长蛇状队伍,汽灯与松明灯交相辉映,共同照亮夜空。当时,修机场的现代化物品就只有这一样,就是通宵点灯的汽灯(那是古代没有的)。
由于需要劳动力过大,张群决定制定具体政策。因为此次征用民工对象范围,较之以往大为扩大。考虑到战争期间,大部分男人应征当兵抗日上前线了,此次征工对象除了缓征壮丁,国民政府强调“姑准征调一部分女工,另行编队”; “此次征工按五与一之比例,每征工五名豁免全年兵役配额一名。兹规定各县民工依照上年度配赋兵额之五倍征集。其全数依限到齐,完成其工作者即照比例豁免兵役。如有缺短及不能依限竣工者,除按差额配赋兵役外,并另行议处”。
老妇人感动了洋将军
据计算,将挑运卵石及辗压跑道在内,修建一条跑道前后就需要投入9万名劳力。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机场修建中,B-29轰炸机机场所在地新津、邛崃、彭山、广汉四个县当地出动的民工最多,据新津老渡口的王姓老人形容说,“我们整个村子差不多都空了,留在村子里的,除了太老的和太小的,要不就是生病的,其余都去修机场了。这是打日本的事,啥子人要是不去,大家都看不起的。”
在新津的老渡口,流传这么一个故事,说是美军大飞机的司令向四川老太婆敬礼:
那是1944年春夏间,有个美国某部空军司令检查在建的新津机场工程之后,乘吉普去邻县察看另一个机场工地。沿公路经过老渡口,摆渡过江不久,因天气酷热,他便与随行人员在路边一株大树下小歇。这时,他看见一棵大树下摆着众多竹萎子、竹萝筐,里面坐着或站着的全是男女稚童,一个白发苍苍的高龄老太婆在逗哄着这群稚童们玩耍。洋将军走近观看,觉得竹萝里的幼小儿童很可爱,小孩儿们头次看见这个洋人也觉新鲜好奇。川人好客,老太婆就热情招呼这个洋将军。随行翻译就给翻译了。洋将军惊讶地问:“老人家,这些都是你的孙子?”老太婆点头笑答:“是的。”洋将军赞扬老太婆说:“您老战斗力真强啊!有福气,有那么一群乖孙子!” 老太婆听了乐死了,认真地回答:“我在村里年岁最高,要说娃们都是我孙子玄孙,也都是!要说不是嘛,也不是。"洋将军问:“您这话怎么说?“老太婆说:“属于我家孙辈的娃,有五六个,其他的娃,都是村里别家人的,村里从七八岁的娃子,到六七十岁的老人,都去修机场了,他们这些娃们,由我管护了!”
洋将军听了后不禁肃然起敬,于是,双脚一并,手臂一抬,向这位乡下白发老人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这个故事,在四川民间流传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说这个“美国大飞机将军”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陈纳德将军;另一个版本,说这位将军是大名鼎鼎的援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但不管是哪种版本,老妇人的话感动了洋将军这个故事肯定是真实的。四川民众为抗战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真实的!
 
现今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有一个国家空军博物馆,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航天航空博物馆。它有一个大石碾,其展出过程本身,与石碾所凝聚的历史同样很有意义!博物馆早期展览中,有一两张“二战”美空军援华时期的“飞机与石碾"的老照片。其中一张图中前景是上百万计的中国民工用绳子牵拉着一个大石碾,背景是一架B-29巨型轰炸机昂首腾空而起飞上天;另一幅图景是一架B-29 轰炸机在空中飞掠而过,下面地平线上是众多在劳动的民工挥舞着锄揪朝空中飞机欢呼。这两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当年援华抗日的美军老飞行员收藏而捐献的。美国是个高科技极为发达的社会,美国青少年甚至成年观众看了照片中的大石碾,都不知道这是何物。美国青少年观众根本无法想象中国人用这样“中世纪”或者是“石器时代”的工具来修机场,有的人还以为是“中国人拉石碾开运动会,庆祝我们的B-29轰炸机在中国飞上天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见过,当然也解释不清。
来博物馆参加活动的美国援华飞行员协会的空军老战士,听了此类问题,建议馆长到中国寻找一个当年“二战”修机场的真石碾,运回美国展出,并辅之图片以形象地说明其历史和意义。2002年,博物馆馆长麦考特将军向访美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先生正式提出,希望中国方面能够送给他们一个石碾子。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很重视此事,发文联系云南、四川、广西等省区,因为当年这些地方都修建过美军抗战机场。据说,各地发来的照片及材料提供了二十个左右大小不等的石碾子,有的是石质碾子,有的是水泥碾子,有的缺角,有的裂痕。经过筛选,选出一具大而完整的青石碾子。2004年,这个经过挑选出的石碾子,成为国礼而赠送给美国空军博物馆,举行了一个移交仪式,美国空军派出一个大型运输机飞来中国,接收载运这个国礼石碾。现在,在美国空军博物馆大展厅里,展示着这尊中国运来的巨石碾子。旁边是一张儿百号中国军民拉着石碾子碾轧机场跑道的巨幅照片,一架巨大的C-46运输机实物飞机和这尊石碾子,摆放在精心铺设着碎石沙砾地上,表明这是机场的跑道。石碾子的文字说明的标题是:“RunwaysByHand (手工铺造的飞机跑道)!”
这尊朴拙天然的石质碾子和满馆精密的航空器械摆放在一起,格外不同,反差显得很大,很吸引人们的好奇心。观众们要探究这个中国大石碾与美国“二战”军机的历史。修机场最重要的设备就是碾轧机,但是当时国内工程几乎就没有碾轧机,只好用自古以来就用的石碾子来代替。修建机场的石碾子最大的有1.8米高,重量在5吨以上,需要一百多人才能拉动。制作石头的大碾子非常困难,首先得动用多名石匠们,使用凿子从山上将巨大的石岩劈成大石块,众石匠再围着它,一锤锤雕琢成石碾子。工作既艰苦又容易将石块凿碎,稍有闪失,就会前功尽弃。这样的石碾子,十分珍贵。后来,美国人从驼峰空运来了洋灰(水泥),制作一个石碾模具灌入洋灰,干了就成了。这样的石(洋灰)碾子制作简单,现在四川、云南、广西等老机场旧址附近,还能看到这样的石碾子。
拉这大石碾子十分艰难复杂,由于石碾子巨大沉重,拉石碾人员众多,所以要求牵引绳索不仅非常粗大、牢固、耐磨,而且很长,一般主绳都在四五十米。在这根粗大的牵引绳索两边分别拉出许多稍微细一点的绳索供每一个民工使用。拉石碾的队伍要有统一发号令的指挥员,拉石碾子时,每一个民工都必须使用全身的力气,这就需要将绳索紧紧地套在肩膀上并系上绳扣。百多名民工肩膀套上绳索后,指挥员拿着小旗吹着哨子发号令,在有节奏的号令下,大家一起拼命用力,这才能将石碾子拉动。如民工使力不协调,指挥又有错误,就会使民工们前后跌倒,造成损伤。
许多民工听不懂号令,也没有接受过很好的训练,用力不均匀,要么拉不动,更糟糕的是拉动后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结果被石碾压死压伤的事常常发生。实践中,更多的是来自一个村子的人拉一个石碾子,因为他们可以听懂方言号令,相互熟悉。
尤其是苗族、彝族、瑶族民工更是同族人合拉一个石辗更好。在赶工的时候,也有安排中国部队士兵来拉石辗子的情况。每个B-29轰炸机机场一般最少需要二十多个这样的石碾子。两千多米长的跑道工地上,成百上千人同时拉动许多石碾子的场面非常壮观;在场的美国工程人员为之感动,他们纷纷用相机记录下中国军民拉石碾子的许多珍贵镜头。
进入中国的第一架“B-29"飞抵成都地区
1944年4月24日,首架试飞B-29“超级空中堡垒”飞抵成都地区。它从加尔各答卡拉科布尔基地机场起飞,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降落在成都北边的广汉机场。广汉机场的第一条跑道,已经竣工,第二条跑道正处于施工的最后阶段,数万名民工尚在赶工,数个大石碾在民工拉动下,正在为第二跑道来回碾轧。新津、邛崃、彭山的3个B-29轰炸机机场也接近尾声。这天,在广汉机场举行了一个低调、不张扬的仪式,并规定不见报。尽管如此,那天还是来了不少国民政府要员,当然也有美军驻华司令部及第十四航空队的高官陈纳德、国民党空军高官毛邦初、四川省主席张群及川府的一些要员和“特殊工事”涉及的29个县的县长们。这个仪式选在广汉,而未选在核心基地新津,主要是出于保密的考虑,因为新津将是B-29 轰炸机秘密部队第五十八联队司令部所在地,从重庆、成都来的这批官员都有随从和司机等人员,很难保证其中不混有日本特务。于是,中美双方协商选择了广汉机场。
飞机飞到广汉地区上空,随机来的第五十八联队司令乌尔夫准将从视野开阔的驾驶舱里看到,在这个还在施工中的广汉机场,除了刚建好的主跑道空旷地等候B-29轰炸机降落之外,周围地面上全是施工的民工。乌尔夫对身旁的机长史密斯说道:“你看,密密麻麻,跑道周围像蚂蚁似的,全是人,那可都是不辞辛苦修建机场的老百姓啊!”史密斯问:“将军,你估算有多少万人?”乌尔夫说:“我看至少有六万人!”这天,迎机的人们人头攒动,在紧张的等待中,天空中响起了轰鸣声, B-29轰炸机闪烁着银色光辉降落在机场,落地的一刹那,宽阔的机场工地掌声雷动。特别是正在施工的数万名民工,看到自己两三个月来流血流汗没有白费,并终于亲眼看到了巨型飞机在自己亲手建造的机场上降落的情景,并预感到,炸日本鬼子报仇雪恨的日子就要到来,民工们欢呼雀跃,欢呼声和掌声震天撼地。
在欢迎人群中,乌尔夫问道:“现在机场工地有多少民工?”有当地官员答复:“将军,现在在工地的民工有七万五千人。”乌尔夫十分感慨地说:“这个场面实在是太感动人了!”同样亲眼目睹这个难忘场面的领航员威廉·欧莫莱上尉,后来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这个情景。文中说:“这就是中国!无数阡陌纵横的稻田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广汉机场从空中鸟瞰简直棒极了,当我们的‘超级空中堡垒’在广汉机场的主跑道着陆时,75000多名中国农民目睹了这一历史性的场面。我们跨出机舱,排好队伍,这时电影摄影机和照相机不断向我们拍摄,陈纳德将军与其部属及中国官员与美国工程师都前来迎接,所到之处,中国人都笑着喊道‘卵石顶好!顶好!’”
这天晚间,正在欧洲战场的阿诺德将军接到乌尔夫的报告,报告中称“有望近期实施‘马特霍恩计划’的首番行动”,内容就是试飞成功就意味看第五十八联队最近就要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战略轰炸。阿诺德很高兴,当时,阿诺德正与盟军首脑们在制订实施同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之“霸王计划”。这就是说,欧洲战场登陆反攻,与亚洲战略轰炸日本将同时打响。很快,新津机场、彭山机场和邛崃机场,也迎来了B-29 轰炸机机群。
6 月初,秘密部队第五十八联队也从加尔各答的卡拉科布尔基地搬迁到新津机场附近的花桥广滩。指挥系统的新型雷达及各类天线在简陋的平房周围不分昼夜地架设起来。联队司令乌尔夫很快就指挥参谋人员制订了B-29 轰炸机机群首次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计划。
【文稿参考资料: 《成都文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卷下.天府抗战》,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 2007 年5 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图片来源于“华强军网”】
 
评: 成都建空军基地的重要作用
为了适应空军作战的需要,抗战时期,当局在成都及其周边郊县,兴建了许多空军基地和机场。根据解密的档案史料记载,抗战期间,四川省政府先后从全省29个县市,共计征调119万余民工参加了76项国防工程的修建。共计新建和扩建空军基地33处。
早在抗战初期,四川省政府遵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于1939年9月26日以密令(建字第002号)文,要求在太平寺、双流、新津、温江、崇庆、邛崃、泰宁、彭山、简阳等九地,进行新建和扩建飞机场。该密令称:“查川西一带,为军事需要,急需分别先后统筹分配、以均负担,而利工程进行……温江、华阳、新津、邛崃等26县,所有保甲壮丁数及过去征工次数之多寡,重新核定各机场、各县应派征民工数额表,随令附发。限于本月22日,按表列各县应征数额,分别送达指定机场工作。”当时四川省第一区行政督查专员公署责令负责督查邛崃机场的修建,以及黄田坝、太平寺、新津的扩建。要求这四个机场同时动工,先后在新津、温江、郫县、新繁、邛崃、蒲江、双流等16个县征集民工10多万人,仅新津机场扩建便征用民田3293亩。
1943年1月14日,英美法三国首脑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会晤,讨论和制定盟军的战略计划。为了摧毁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潜力,美国决定使用当时最先进的B-29轰炸机对日本本土进行战略轰炸,并为此制定了作战计划,即“马特霍恩行动”。“马特霍恩”是阿尔卑斯山的一座雪峰。所谓“马特霍恩行动”,是二战后期盟军对日本本土实施系列轰炸的代号。而执行这个系列轰炸任务的重型轰炸机,是从成都空军基地(广汉、新洋、邛崃、彭山机场)起飞的。对八幡钢铁厂的轰炸,是“马特霍恩行动”的首次实施。完成这次轰炸以后,盟军方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直接指挥这次行动的美国第20 航空队准将伍甫表示,若不是数十万中国民众用血汗筑成机场,这次行动是不可能的。当时执行“马特霍恩行动”的美军轰炸机主要是机体庞大、重量达64吨的B-29型,需要在大型机场上起飞和降落。国民政府为配合美军对日本的空中打击,决定在成都周围新建和扩建4 个轰炸机场和5个驱逐机场。“此次实际上征调了29县的民工共309250名。这29个县,包括第一区的成都、华阳、温江、郫县、崇庆、新津、双流、新都等县,第二区的仁寿、简阳等县,第四区的眉山、彭山、丹棱、夹江、邛崃、蒲江、大邑、名山等县,十三区的绵阳、广汉、德阳、什郁、金堂等县。在工程进行中“民工不免有伤病遣散,又得陆续增补,前后统计,共达五十万人。”当时,当局将这种国防工程称为“特种工程”。由于“特种工程”工期短、工程量大、质量要求高,1943年12月,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就机场建设这一“特种工程”进行了紧急部署。
1944年1月,新津、邛崃、彭山、广汉4个轰炸机机场的修建工程陆续动工。至1944年5月,川西4个军用机场,包括12个航空燃料库、24个弹药库、8个无线电通讯所、4个容纳35架B-29轰炸机的机库、8个发动机配备所以及导航台、指挥所、兵营宿舍等配套设施如期建成。机场的每条跑道各长2600米,宽60米,厚1米,为当时亚洲机场之冠。
据史料记载:1944年5月,陈纳德抵达成都接收川西各机场,并在新津机场召开军事会议。根据代号为“马特霍恩行动”的作战计划,陈纳德的主要任务是,率领十四航空队的战斗机,保卫第二十航空队的B-29重型轰炸机从成都地区的广汉、新津等机场顺利起飞,对日本本土进行战略轰炸。中缅印战区美国空军印缅区指挥官斯特拉梅耶将军在授意于史迪威的一封信中指示陈纳德:“保卫成都地区作为第四航空队的首要任务,甚至放弃对敌人船只的攻击以及对中国地面部队的支持,亦所不惜。”1944年6月15日,首次执行“马特霍恩行动”的92架B-52轰炸机从加尔各答出发,越过喜马拉雅山脉,抵达成都附近的广汉、新津、邛崃和彭山机场。其中73架B-52于当晚在此加油挂弹后,立即从成都各机场起飞,对日本本上发起空中打击。首先轰炸了本洲造船厂、八幡钢铁厂,紧接着又轰炸了东京、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城市。八幡钢铁厂是日本最重要的钢铁中心,占日本钢铁年产量的24% ,炼钢炉数量占日本的四分之三强。1944年6月16日,当美国轰炸机群突然飞临八幡市上空时,日本毫无防备,直到美机第三批轰炸机飞抵轰炸时,日机才仓促应战。
这是自1942年杜利特上校率领的16架轰炸机对日空袭后,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对日本的又一次打击。到1944年底,从成都附近各机场起飞的B-29飞机,对日本本土及其占领地共投下炸弹3623吨,有力地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嚣张气焰。
6月17日,即执行“马特霍恩行动”作战计划的第二天,蒋介石致电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电文中表示:“去冬以来,发动50余万之同胞,修筑多数机场,祛寒赶工,风雨无间,昼夜辛劳,况瘁无比。即民间财力之所耗费,土地之被征划,其贡献之巨,盖亦不可数计。而各县同胞,皆能深明大义,勇于报效,卒使此项空前伟大之军事建设工程,仅以简单之人力,均于最短时间,如期完成。故我四川同胞,不惟在抗战史上克尽其国民之天职,无愧为贯彻胜利之基础,即在全世界反侵略战争之阵容中,亦具有卓越光荣之贡献。”
紧接着,从成都各机场起飞的美国空军第20轰炸机集团的强大轰炸机群,对日伪铁蹄下的辽宁鞍山“满州钢铁中心”,本溪、洛阳(日军炮兵基地)、长沙(日军军火基地)和日本西九州海军所属的大村航空厂进行了反复轰炸,使大村航空厂变成一片废墟。
1942年1月22日,驻太平寺基地的第2大队轰炸机27架,第1 大队驱逐机15架和“美国志愿航空队”驱逐机15架,在第2大队11 中队少校中队长邵瑞麟率领下,袭击越南河内日本空军基地,投弹20 余吨,炸毁日机数十架。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只知重庆大轰炸而不知成都大轰炸,对此的研究甚少。然而, 60多年前日军对成都的大轰炸,是负有沉重历史责任的事件。我们对日本政府迄今为止没有向大轰炸受害者道过一次歉,甚至没有表示过要道歉的姿态,表示强烈的愤慨。尽管日本侵略战争失败已经过了60多年,可是大轰炸的受害者们没有受到任何救助,一直被搁置在历史的阴影中。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不应当被人忘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只有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因此,必须揭露当年日寇所进行的对成都大轰炸的真相,将这一沉重的历史事件写进历史当中,让世人永不忘记日寇通过大轰炸残杀无辜平民的事实,忘记成都历史上的屈辱与伤痛,才能立足未来战争,从容应对波诡云潏的国际风云。
 
【据《成都文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卷下—天府抗战》(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 2007年5月,四川人民出版社)相关篇章整理加工。编纂/李国仁】
 
抗日战争中四川承担了全国30%的财政税收和40%的抗战兵力,李宗仁将军曾评价道:“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
300 万川军出川抗战
抗日战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下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英勇悲壮的民族解放战争。川军出川抗战,虽然仅台儿庄一战就消灭日寇1.2万余人,但在整个抗战中,300万川军将士就有64万多人伤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川军同全国同胞一起以血肉之躯筑成一道国防长城!中央曾对川军抗战和牺牲的川军将领作过高度评价。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必将成为四川有史以来最光辉灿烂的一段历史……
成都记忆:300万川军出川抗战
“号外!号外!买号外! 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借口演习中一军曹失踪,侵入宛平县城,我卢沟桥守军吉星文团当即奋起抗战。抗战爆发了!”
 1937年7月8日午后,成都市也突增施许多报摊在各个街口,一个个身着长衫、举止斯文的人,一边将手中报纸的醒目标题展示给过往行人,一边在嘴上大声招呼着;一批赤着双脚,手里扬着报纸的报童,一边奔跑一边急促地叫卖,于是,这种不同寻常的叫卖声,迅速响遍成都的大街小巷……
原来,两小时前,成都《新民报》主编李有伦匆匆从省政府跑回春熙路报社,一上阶沿便气喘吁吁叫道:“卢沟桥昨天打燃了,赶快出号外!”李有伦摊开手中的中央通讯社所发电稿,心急火撩地组版、校样、开印……总计不到40分钟,《抗战爆发了》的号外即出来了。报馆人员全部出动上街叫卖,半小时之后,便撒遍了市区的主要街道。一批报童还甩开光脚板奔跑二十里,把“号外”卖到华阳县、中和场等乡下。“号外”只比巴掌大一点,但它及时传播了石破天惊的新闻,把成都震动了!一群群的人拿着“号外”奔走相告,群情激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立刻响遍城乡……
1935年5月后,蒋介石主力部队进入四川,试图吃掉四川省主席刘湘为首的川军。看似“面带憨相”的四川省主席刘湘,其实极懂纵横押阖之术,他想尽办法对抗老蒋,组织武德学友会(即励进会)稳固部属,联络各色反蒋势力。共产党人郭秉毅、张曙时、田一平、罗世文、李一氓等先后到刘湘部工作,对刘湘产生很大影响。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深合刘湘之意。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会上主战、主和方犹豫不决,刘湘慷慨陈词近两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会后,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亲临刘湘寓所访问,赞誉他积极抗战的决心。
他回成都后,8月25日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积极抗战:“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川军各将领纷纷请缨抗战。
1937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战旗飘扬。四川省各界在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刘湘、邓锡侯等将领莅会讲话,表示抗战决心。几岁小学生也留着泪水上台致词;四川大学师生赠送16面“抗敌先锋“锦旗和毛巾2000根;妇女会赠手巾250打……
纵队司令唐式遵此时一把推开麦克风,走向台前慷慨陈词,吼声响彻全场。他说:“此行决心为国雪耻,为民族争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复,誓不回川!”接着,他朗诵了才写不久的一首诗以明其志,诗云:
男儿立志出夔关,
不灭倭奴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处处有青山!
打内战时唐式遵被人骂为“唐瘟猪”,但此时的唐司令官悲歌慷慨,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悲壮。少城公园内数万军民被感动得泪如雨下,掌声如雷……
抗战全面爆发后,川军七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年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写过《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书中记载川军出川人数令人震撼:抗战8年中,四川提供了近300万人(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在校学员的10万余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还强!
大敌当前,四川广大民众不甘当亡国奴,无数热血青年都是自愿应征参军奔赴前线的。当时也制订有《出征军人家属优抚条例》,有安家费、免征免税、保护军婚等内容。因此,四川各地热血青年踊跃从军的高潮从未间断过,“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上前方”的事例甚多。如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1月21日第3版上所刊文章称:新津县的爱国模范、72岁高龄的高尚奇,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将4个儿子中的3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又如曾被誉为“模范父亲”的安县王者成,送其自动请缨出征的儿子王建堂时场景更催人泪下。王者成赠送给儿子的竟是一面“死”字旗!他在臼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同时在左方写道: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见《绵阳文史资料选刊》第1 辑)这既是一
个父亲对儿子的嘱托,也是千千万万的四川百姓对所有出川抗日军人的嘱托,所体现的是一种民族大义。
1943年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四川在一个月内征4.5万名优秀知识分子当兵,飞往印缅补充远征军。四川无数大、中学学生和公教人员群情激昂“泣请从军”,很快就有四万多人奔赴前线……
1937年10月15日, 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为副总司令;邓锡侯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等人,劝多病的刘湘不必亲征,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怎么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带病出征的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11月28日转至湖北汉口万国医院。他自知病已不支,曾在纸上含恨书写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两句杜诗……1938年1月20日,刘湘去世,终年仅48岁。死前他留有遗嘱,语不及私,全是激勉川军将士的话: “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前线川军中每天升旗时,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1939年9月19日,成都各界为刘湘举行了极隆重的国葬典礼。刘湘力主抗日、抱病出征的壮举,为他晚年写下最光彩的一笔。
打内战时的川军,很多人是“吊儿郎当双枪将”(破枪加鸦片烟枪),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糟的军队”、“不堪一击“……但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却在“抗日救国”感召下,出川后军纪严明,沿途鸡犬不惊,深受各地民众欢迎。抗战八年中,川军担任的前线战场,约占全国十分之二,打了无数恶仗,付出了最惨烈的牺牲!
川军出川后,最先抗敌的是川军第43军第26师和川军第20军在凇沪战场的血战。据何聘儒先生回忆: 26师装备甚为可怜,“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武器之窳劣,可以想象……“日军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使我军伤亡惨重,但战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前仆后继,毫无惧色。军士”刘芳第二次重伤时还在说:‘为抗日牺牲,死而无憾!’”255 团中校营长,代理团长强兆馥左腿被敌弹打穿、颈部中流弹,仍坚持指挥……该师官兵就是英勇顽强地鏖战了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凇护抗战的七十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该师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共伤亡250余名。每个连留存下来的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四千多人,打到最后仅剩下六百多人!
在内战中恶名在外的20军杨森部,这次也在凇沪抗日前线立下大战功。10月15日, 804团奉命收复失掉的阵地。团长向文彬率部当夜恶战,夺回了阵地,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向文彬在“一天中的三小时内,由中校升上校,由上校晋升少将“,被认为是川军临危受命、誓死卫国的突出代表……
122师师长王铭章,奉命驻守滕县,日军主力板垣师团猛攻滕县不下,以重炮飞机猛轰炸毁城墙,王师长亲自指挥巷战,不幸遭机枪扫射壮烈牺牲。王师长殉国后,所部官兵逐屋抵抗,战至最后一人,城内伤兵不愿做俘虏,以手榴弹与冲进来的敌人同归于尽。藤县一役, 122师五千余人几乎全部伤亡,但也消灭日军四千余人。藤县以北的界河、龙山一带布防的131师陈离部也伤亡四五千人。川军的巨大牺牲换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极感慨地说:“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川军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
在繁多的史料中,广大川军“不把日寇驱出国境,誓不生还”,催人泪下的动人事例举不胜举。抗战八年中,川军为挽救国家危亡与日寇鏖战,牺牲巨大。据何应钦的统计: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五分之一,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这又居全国之冠!
苦岁月:后方人民共赴国难
漫长的八年抗战岁月,整个中国的钱粮支撑就主要靠“陪都”所在地的四川这个“大后方”来负担了。抗战最困难时期,估计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以八年抗战总计,国家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
这么多粮食,是四川百姓勒紧裤腰带奉献出来的!1941年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充往梓潼的道上,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休息时,问一个老农民:“今年收成和生活情形咋样?”
老农回答说:“老天爷不作美,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
甘绩铺又问:“粮食不够,还给国家纳粮吗?”
老农民说:“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
甘绩镛问:“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
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吃不饱,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这有啥,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
还有一个农妇,儿子出川抗战,她孤身一人无余粮交公,把陪伴自己的一只猫卖了买粮交公,她说: “我儿子爱国,我也要爱国啊!”
四川普通民众,与“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贪官污吏对比,天壤之别!为平息民愤,当局曾严惩囤积居奇者,前成都市长杨全宇因囤积大量粮食,1940年12月23日在重庆被国民政府枪毙。省政府通令:凡从事非法交易者,一律“处以极刑”。
战时粮食奇缺,全川物价暴涨。1942年12月至1943年1月,一月之内米价上涨3倍以上,粮、糖、盐、火柴等,都曾限量供应。几千万四川普通民众都挣扎在饥寒线上。
万般困苦艰难的情况下,四川百姓们仍加紧耕种、生产,支援前方。抗战军队的军火枪械,穿的军衣等,当时主要是靠待遇菲薄的四川工人日以继夜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川江上赤裸上身的航运船工,吼着悲壮的川江号子,积极运输部队、军粮、难民和军需、民用物资……
到抗战中后期,国家财政困难万分,军费紧张,全川又掀起了献金高潮。1944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到川中各地劝导节约献金,进一步推动了献金运动。这年1月17日,“成都市各界民众献金救国大会”在少城公园内举行。从省主席张群、市长余中英等官员,到商人、教师及艺人等无不踊跃捐献。最催人泪下的情景出现了:只见一长串衣不蔽体、瞎眼跋脚的乞丐,一个挽一个踉踉跄跄把乞讨来的全部铜元、银币,叮叮当当放进“救国献金柜”里,然后瞒珊下台……全场哭声顿起。于是,以成都为中心,四川各地又掀起了一轮献金高潮!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的不完全统计,抗战中四川各地献金总额为5亿多元。这些钱是四川人民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血!这笔巨款,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1940年9月后,重庆正式被定为中国战时的首都(陪都),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日本人深知“中国大后方“四川的重要,对四川的轰炸前后持续了6年多时间,四川老百姓承受了巨大的灾难。据统计,日本对四川的轰炸共有26000余人被炸伤, 22500余人被炸死,财产损失难以统计。“跑警报”这三个字成了那个时候人们嘴上常唠叨又很有恐怖味道的词语!
1939年6月中旬,日寇新式战斗轰炸机空袭成都,石大陆在空中阻击敌机时壮烈牺牲。其父石杰将军,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时,曾与蒋介石、张群是同学,当时任中央军校技术总教官。儿子殉国后,作为父亲的石杰没有流下一滴泪,他只是抱着烧焦了的儿子的遗体,拍下一张永志不忘民族仇恨的照片……
盟军要配合中国空军作战,从1943年12月起在成都周围的新津、邛崃、彭山、广汉、温江、德阳等地,新修或扩建机场,工程浩大艰巨,共动员民工150万人参加。应征民工抗日情绪甚高,不少是自愿要求参加的,开工后你追我赶,工效很高。来自黄龙溪的两个女民工,边挖边摆龙门阵,一个说:“我家男人当壮丁走了,保上没有喊我,是我自己要来的。”一个说:“修机场是从天上打日本,让日本人也跑跑警报!大家多凑一把力,早点把日本人打跑!”修抗日机场是全民动员,一些十二三岁,着土黄布军装,脚穿草鞋,腰悬搪瓷饭碗的童子军,高唱《中国童子军歌》,也雄赶赶地走到“民工如蚁”的广汉机场劳动;衣单被薄的民工,寒冬腊月里,只好挤住工棚,偎依御寒,于是,就出现了虮虱成堆、人人长“干疮子”(疥疮)的现象。
然而,就是这些衣衫褴褛忍饥挨饿的民工们,流血流汗,硬是凭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和简单原始的工具,在半年时间里就修建好了各个机场!1944年6月16日,第一批B29轰炸机群从成都附近各机场起飞,飞到日本钢铁中心八幡市上空投弹,八幡霎时变成火海……这是第一次从中国完成远程轰炸日本本土,是日本人做梦也没预料到的!到这一年底止,从成都附近各机场起飞的B29飞机对日本本士及其占领地共计投下炸弹3623吨,令日本法西斯胆寒。
(此文根据有关史料整理和改编,编纂/李国仁)
 
成都抗战时期的蓉四院
 
距成都33公里的新津县,是一座山水生态田园城市,城西有一座闻名千世的古今第一忠孝儒林纯阳观。抗日战争时期,新津纯阳观曾经建立过特殊的功勋,开办过一所学校。学校全称“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成都分会第四保育院”,简称蓉四院。从1939年5月初开始筹建,当年9月1日正式挂牌宣告成立,一直办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才结束使命。七年间,有600多名来自沦陷区的难童和本地的抗日军人子弟,先后在这里生活、学习、成长,在国难当头的危急年代,这里为中华民族培育了一批栋梁之材。堪称抗日战争时期一项功德无量的“希望工程”。
 
战时儿童保育会  安营扎寨在新津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国土沦丧,山河破碎,无数家庭和学校毁于敌人的炮火。在战乱中幸存的无数儿童,啼饥号寒,孤苦无依,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同时,日军还在沦陷区大肆掳掠我国儿童,有的被强制抽取鲜血供应敌人的伤兵而致死;有的被送往敌人后方施以奴化教育,以充作日后的炮灰。
为抢救民族后代,使无家可归的战区难童健康成长为抗日建国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长江局的推动下,联合各党派与各界知名人士发起,于1938年3月10日在武汉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亡工作实体。保育会的领导执行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有56名理事,她们都是中国妇女界的精英。推选宋美龄、李德全为正副理事长,邓颖超、史良、郭秀仪、曹孟君、沈兹九、安娥、刘清扬等22人为常务理事。为争取国内外人士的广泛支持和赞助,还聘请了包括蒋介石、毛泽东等国共两党领导人,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在内的286名名誉理事。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迅即在国统区和陕甘宁边区,以及南洋群岛等地成立了24个分会,创建了61所战时儿童保育院,收容保育了3万多名难童。
保育总会成立两个月后,成都分会相继成立,由华西神学院院长吴贻芳女士任成都分会会长。分会下设乐山、郫县、简阳、新津四个保育院。但乐山、郫县、简阳保育院存在的时间不长,于1942年后,都先后合并到了新津。新津保育院的全称是“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成都分会第四保育院”,简称“蓉四院”。它从1939年5月初开始筹建,当年9月1日正式挂牌宣告成立,一直办到1946年6月才结束使命。
蓉四院得以在新津纯阳观安营扎寨,有一位女士功不可没,她就是新津太平乡人氏范寓梅女士。范寓梅时任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也是保育会成都分会常务理事兼组织委员会主任。她熟悉故乡纯阳观的情况,认为占地120亩的纯阳观殿宇巍峨、园林秀美,观内还有一条穿插环绕的水渠,很适合办学。通过她的多次努力,她的愿望得以实现,官方同意把纯阳观的大忠亭及其40间围房,以及3座殿宇、一栋楼房和一通作坊划拨给蓉四院,作为校舍使用。蓉四院因此才在新津落地诞生。
首任院长  中共党员钟昭华
蓉四院的首任院长是中共党员钟昭华女士。1939年5月,钟昭华走马上任,从成都带领72名难童到达蓉四院的落脚之地——新津纯阳观。钟昭华不仅干练、责任感强,而且待人和蔼,善于跟人打交道。她深知,光靠保育总会下拨的那点钱,要想办好保育院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取得当地的大力支持。到任不久,她就尽快摸清了新津政界、教育界、商界、妇女界的那些知名人士的相关情况。然后,她就一一登门拜访,主动与对方沟通,逐渐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她明白,要想办好保育院,关键是要形成一种良性的机制,得专门建立一个董事会才行。于是,她多方奔走,终于在当年8月初成立了蓉四院董事会。董事会由50名当地知名人士组成,钟昭华为常务理事,由县长赵宗讳兼任董事长,并制定了董事会《暂行规程》。《暂行规程》开宗明义,“为筹备新津保育院经费及推进院务起见,特设立董事会”。钟昭华这一堪称睿智的举措,为蓉四院以后顺利办学奠定了社会基础。
钟昭华意识到,新津纯阳观本是一座儒教庙宇,要将它作为蓉四院的院址,还须将部分殿宇进行改造培修,但她的手里并没有这笔经费。1939年下半年,钟昭华通过蓉四院董事会,筹集到千余元的建设资金。蓉四院最缺的就是教室。她首先看中了占地800多平方米、高达31米的大忠亭。此亭有12道大门,亭内高大的神龛里面还供着24尊历代忠臣的塑像。这里显然比较适合分隔成教室,但又不能损坏神龛。于是决定先把所有神龛遮蔽起来,再把雄伟轩敞的大忠亭分隔成多间教室。她又作出规定,以大忠亭的东西通道为界限,通道以南的围房作男生宿舍,另一边作女生宿舍。围房总共有44间,每间围房中间竖立着神龛,原先都塑有两尊神像。为避免孩子们心生恐惧,将神像全部用晒簟进行了遮蔽,在其四周安放双层木床,供孩子们就寝。
纯阳观里有一条奔流的水渠,它从大忠亭围房的背后绕过,渠边种着垂柳,一年四季清水长流。水渠宽近2米,用条石砌成十分工整的石壁。钟院长考虑到孩子们的个儿有高有矮,就在水渠的渠壁上每隔一段专门安装两排错落的木板,这样一来就方便了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用水,显得非常人性化。有了这两排错落的木板,难童们洗脸、洗衣就非常方便了。一到夏天,天气炎热,这条流水潺潺的水渠对孩子们充满了诱惑,他们往往趁老师熄灯睡觉以后,偷偷爬起来,溜到渠中游泳。却往往被钟校长逮个正着。钟校长也不骂他们,等他们在水渠里退了凉,再把他们叫起来批评几句了事。
抗日军人子弟  家境清贫也可入学
1939年5月初,蓉四院还处于草创时期,就吸收了重庆保育总会从战乱中抢救出来的72名儿童,这些来自江苏、浙江、湖北、安徽、河南等沦陷区的难童,在保育总会妈妈们的呵护下,乘船溯长江而上,一路上躲避敌机的轰炸,历尽艰险,好不容易才来到了大后方的新津,过上了和平安宁的生活。6月,保育总会又从成都皇城临时保育院转来80名难童。蓉四院组织这些已具备高小文化的152名学生,在纯阳观参加了严格的升学考试。考试之后,按照成绩录取了140多名学生,于7月被送到成都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就读。
蓉四院在筹建过程中,一方面接收保育总会分批转来的难童,一方面还在新津、成都等地招收了一批家境清贫的抗日军人子弟入学。
曾经担任新津县政协副主席、县委统战部部长的吴德永老先生,当年也是蓉四院的保育生。他是抗日出征军人家属的子弟,1939年9月1日进入蓉四院学习。当时规定,进保育院的儿童不能超过12岁,他进院时11岁,在蓉四院读了3年小学,于1942年小学毕业后,考入保育会在荣昌县专门办的中学继续深造。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一进入蓉四院,就给每人发了一个碗、一个竹制漱口蛊、一把牙刷、一包牙粉、一张毛巾,还有一个黑漆木脸盆。席子、蚊帐、被盖等床上用品也是发的。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保育院留给他记忆最深的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感受就是吃不饱。抗战时期,保育会的经费主要来自国内外的华侨募捐和国民政府的补助。当时经济很困难,我们要自己搬柴、搬菜和米。平常我们就吃大麦稀饭和糙米,米里面有时还有沙子。也会经常把蚕豆加到米里煮,吃了都会打摆子。现在想想,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觉得肚子饿得咕咕叫。战时粮食奇缺,物价暴涨,蓉四院能维持这种生活水平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第二个感受就是日军的轰炸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痛恨。我们一进保育院,每天都要唱保育院的院歌,我现在都还记得歌词:‘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老家。我们失去了土地,我们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军阀。我们要打倒它!打倒它,才可以回到老家;打倒它,才可以见到爸爸妈妈;打倒它,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那个时候我们每天都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因为纯阳观的两个亭子很高大,因此目标最大,所以飞机经常来轰炸,老师就带着我们躲警报。有天中午,我亲眼看到日军的飞机,在天上排成队形,按照现在的高度,大概两三百米吧。我都能看到飞机上的驾驶员,拿着机关枪扫射,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来轰炸新津机场的。”
蓉四院保育生  长于战乱却童心烂漫
1939年9月1日,蓉四院正式挂牌,宣告成立。根据1940年2月18日的统计,当时的蓉四院有保育生250名,其中有女生52名,幼儿28名。有教职工17名,分总务、教导、保育三股。总务股下面设会计、文书、庶务、保管。教导股设有指导5人,课任教员4人。保育股有生活管理和护士各一名。保育生在校人数最多的时候,是在蓉一、蓉二、蓉三院相继并入蓉四院以后,达到了423名。
蓉四院的教养和教学,依据的是保育总会制定的难童教养实施方案,按照完全小学使用的课本教学,实施保教合一。这里突出的是爱国主义教育,国语课的启蒙篇便是“火!火!火!日本鬼子放的火!血!血!血!中国人民流的血!”这里教唱的是抗日歌曲,演的是抗日戏剧,这里也和其他保育院一样,没有寒暑假,实行一年三个学期的教学制度。
在正式行课前,蓉四院对孩子们进行了一次摸底测验,按考试成绩编入不同的团。小学一年级叫建国团,二年级叫和平团,三年级叫信义团,四年级叫仁爱团,五年级叫忠孝团,学龄前幼儿叫胜利团。这里实行升留级制度,成绩优异者还可越级跳班。在这里读完小学以后,通过考试,还可升入国立6中、国立15中及16中,继续接受由保育总会提供的免费教育。蓉四院重视培养学生热爱劳动、艰苦奋斗、友爱互助的品质,在生活中,还专门设置了劳作课。每天下午的第三、四节课,是劳作课的时间,同学们有的喂猪、种菜、放羊;有的缝纫、纺织、打草鞋、编书包。在同学们打草鞋的地方,墙壁上还专门写着“劳工神圣”四个大字,以此激励同学们的劳动热情。伙食团所用的煤炭、木柴和大米,都是发动同学们自己搬运的。蓉四院所需的这些生活资料,往往都是用木船运到距离学校一里多地的黄鹤楼下面的小河边。在老师的带领下,大一点的同学排着队,兴高采烈地去把这些东西运回学校。
同学们的衣服都是自己洗的,男生理发剃头都是互相帮助的。学校有位姓张的胖胖的女老师,来自沦陷区,孩子们都爱戴她,人称张师母。有的男生贪玩,头发老长了都不愿意理。张师母就专门在食堂前设剃头摊子,凡是头发长又想吃饭的孩子,来者不误,非得剃了头才能过关。
男生们穿的衣服,都是大一点的女生为他们缝的。当时,同学们的衣衫单薄,在寒风呼呼的冬天冻得打战。刚好学校分到了一批从驼峰航线运来的“罗斯福布”,学校就发动女同学自己动手缝棉大衣,在老师的指导下,女生们不仅缝自己穿的棉大衣,还纷纷为男生们缝纫。
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学会了战胜困难、生活自理。没有钢笔,孩子们就动手自制竹子水笔。有个叫王兴汉的同学技艺超群,做的自来水笔不仅精美实用,而且还颇具艺术收藏价值。
蓉四院的经费是按照人头每月每人8元的标准,由保育总会按期下拨的。其中,伙食费6元,文具和杂支2元,每月每人可购下拨的平价大米32市斤。蓉四院只有一个食堂,没有大小灶之分,全院的人都在这同一个食堂就餐,老师和同学虽不同桌,但饭菜都是一样的,每星期要打一次牙祭。
蓉四院曾经遭遇过饥饿的袭击,时间是1941年的秋天。这年9月,四川粮食储运局扣拨了供应蓉四院的平价粮,借口是将院址新津误为了新都,因时间已过,无补购之必要。遭此劫难,蓉四院一日三餐的蔬菜稀饭都难以为继了。
眼见数百儿童嗷嗷待哺。院领导多次呈文、奔波,终于打动了新津县长赵宗炜,他做出了一个令师生们感动的决定,把70石军粮垫拨给了蓉四院,解了燃眉之急。
在国难当头的年代,蓉四院的孩子们能在大后方的新津有吃、有穿、有书读,心里的那份满足可想而知。这些孩子虽长于战乱,却不失其天真烂漫的本性,除了上课和劳作,课余时间也玩得很尽兴,唱歌、跳绳、踢褪、游泳、弹弹子、打乒乓、打篮球,哪样好玩儿玩哪样。
穿观而过的水渠,是小同学夏天游泳的好地方。他们还自己动手制作各种小玩具,如竹片瓦片做的棋子、碎布缝的苞子、竹麻搓的跳绳、石头磨的弹子等。弹弹子在男生中风靡一时。为了提高弹子的命中率,男生们以砖块磨制的弹丸取代了菩提果。后来,有感于砖弹丸的不耐碰撞,又改以石头来磨制。一个个不同石质的石头弹子,五颜六色,被打磨得浑圆光滑。
一个孩子尝试成功,于是群起效仿,你也磨,他也磨,一逮着机会就拼命磨,红砂石砌的石壁因此被磨得伤痕累累,惨不忍睹。哗哗打磨石头弹丸儿的声音惊动了观主, 一怒之下对校方发出严重警告。院方不敢怠慢,不得已下达了不准再磨弹子的禁令。
保育妈妈  母爱呵护烽火摇篮
每一所战时儿童保育院,都是保育妈妈们用母爱呵护的“烽火摇篮”。在蓉四院从事保教工作的,大多是来自沦陷区的爱国人士和热血青年,以及成都和新津的社会贤达人士,为了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他们呕心沥血,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对保育生来说,蓉四院就是他们的家,在这个大家庭中,老师如同家长,同学如同手足,孩子们称院长为妈妈,对年龄大的女老师称师母。蓉四院先后有两位院长。第一任院长钟昭华,任职虽仅有七个月,却给蓉四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她向以宽仁慈祥著称,和孩子们结下了深厚的母子般的情谊。钟院长被调走时,全院同学依依不舍,一送再送,泣不成声。
第二任院长是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陈肖松,一直当到蓉四院撤销为止。她责任感强,办事认真,对学生要求很严。1945年10月10日,正值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之际,国民政府给陈肖松颁发了一枚抗日战争胜利勋章。她是授勋的全国12位保育院院长之一。
两位院长尽管任职时间有长短,教育方法或慈或严,她俩受到同学们的衷心爱戴却是一致的。
有位安徽籍的张淑娴老师, 50多岁,头发花白,戴副黑框眼镜,是全院公认的长者,同学们都尊称她张师母。除担任保育股的领导职务外,她还亲自负责20多个幼儿的生活管理和学习事务。她的寝室就在幼儿班旁边,早晨为他们穿衣穿裤,晚上为他们盖被施尿,日夜操劳。
有几件事情,让蓉四院的同学们至今记忆犹新。1941年,时任保育总会副理事长、后任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到蓉四院视察,点验学生,赠给全院学生“自强不息”四个字。
1943年12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来新津募集抗日经费,专程去看望蓉四院的师生。有个来自沦陷区、名字叫韩运祥的保育生,最近写文章回忆冯将军当年到蓉四院看望他们的情景:
“他身穿灰布大衣,而他的司机却穿的是黄呢子军衣,要不是因他年龄大个子高,我们真会把他当成司机呢!他讲话的大体内容是,要我们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做好国家的小主人。最后他送给我们‘忠于国家,孝于民族’八个大字。还叮嘱说:‘把我的话装进你们的小兜兜里。’听了他的讲话之后我们都纷纷议论,他那样大的人物,还来看我们。他的语言是那样的亲切,穿着是那样的朴素,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件事值得蓉四院的师生们自豪,那就是邱大祥同学当年被空军幼年学校录取,成为最早飞上蓝天的一名保育生。消息传来,全院师生欣喜若狂,奔走相告。邱大祥老先生现定居台湾,前两年专门飞回大陆,回纯阳观寻梦。他在纯阳观里徘徊,在他童年曾经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寻觅踪迹,保育妈妈们当年的深情厚谊一幕幕地浮上脑海,让他感叹晞嘘。
 “保育生情结”  永远挥之不去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从蓉四院建院至今, 76年的光阴悄然逝去,当年含辛茹苦、默默奉献的保育妈妈们,也几乎一一仙逝了!即便当年天真烂漫的保育生们,如今也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一个人上了年纪就难免怀旧。每每忆及当年那段特殊的岁月,保育生们无不感慨万端、热泪盈眶。
中国妇女精英书写的战时儿童保育史曾经随着抗日硝烟的消散而尘封过。可喜的是,在沉寂40多年后的1988年,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重新获得肯定,全国妇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50周年的纪念大会。备感欣慰的保育师生受到鼓舞,在心灵深处埋藏已久的那颗“保育生情结”,一触即发。
从血与火的八年抗战中走过来的保育生,对当年的那段历史刻骨铭心,对献身战时儿童保育事业的妈妈们,怀着深深的敬仰和缅怀。在蓉四院这个烽火中的摇篮里,长期的共同生活、学习和劳动,让保育生结成了难以割舍的手足之情。今天,在每个人经历过人生的酸甜苦辣之后,回首往事,怀念之情愈加深切。
一些热心的同学,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来日无多,就抓紧有生之年的宝贵时光,查文献,搜资料,编书刊,撰院史,钩沉拾遗,抢救史料,一本本具有史料价值的书刊被源源不断地编写出来。从1988 年起,同学们一年年地聚会庆祝,一遍遍地缅怀保育妈妈们的丰功伟绩,倾诉老同学之间的手足情谊。
2001年3月,由部分保育生捐款修建的蓉四院旧址纪念碑落成, 12日,举行了隆重的纪念碑落成典礼和交接仪式,“保育生情结”终于外化为一座雄峙的丰碑。碑的正面,镌刻着“战时儿童保育会成都分会新津第四保育院旧址”的文字,这是当年的战时保育会常务理事,时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名誉副主席的郭秀仪妈妈题写的。2009年9月18日,蓉四院旧址正式挂牌,纯阳观这一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从此增添了新的内涵。
当年全国有61所保育院,只有蓉四院的旧址保存得最为完好。如今,这里已成为成都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战时儿童保育事业的丰功伟绩必将永垂不朽,长留天地。
在蓉四院保育生的心目中,新津是他们的第二故乡,新津人民当年坚持抗战,对全体保育生有着养育之恩;抗战期间川粮紧缺,蓉四院的用粮却是按军粮拨给的。保育生们留恋童年,怀念新津这一方热土。这份浓得化不开的“保育生情结”,将永远挥之不去。
【本篇文/图来源于《成都日报》2015年7月25日6-7版】
 
 
 
 
 
 
 
 
出川抗日的成都义勇军敢死队
 
在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中,成都参加运动的人十分广泛,有军政界人士、工商界人士、各校学生和共产党地下党员以及广大市民。从“九一八”以后,在成都先后成立了“四川抗日救国大会”、“抗日义勇军省总监部”、“四川省国难救济会”、“国民救国会四川各界民众促成会”,组织了义勇军敢死队、大刀队,以及各种“反日会”、“反日团”、“抗宣队”、“国难乐输会”、“对日经济绝交大会”、“经济绝交厉行团”、“肃清仇货委员会”等各行各业的抗日救亡组织及活动。
“抗日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是“四川抗日救国大会”和“义勇军省总监部”成立后,在成都组织的义勇军敢死队的先头部队。
1931年10月30日,成都民众各反日团体合并组成“四川抗日救国大会”,以后多以“四川抗日大会”、“抗日会”的名义组织抗日活动。“抗日会”的主要成员有四川江安人,老国民党员,曾参加肇和兵舰起义反对袁世凯,代表成都“经济绝交大会”参加“抗日救国大会”的李壁泉;四川西昌人,曾是成都“赤心社”的成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国民党改组派,当时任改组派成都市委书记的徐获权;代表“反日大会”参加“抗日救国大会”,为报界联合会和职员联合会的主要成员之一的郑元瑞;“反日大会”的代表,党联处主要成员的胡寄窗;“反日大会”代表,成都中山专门学校学生周荣光;国民党左派,在熊克武、汤子模部当过师长,大革命时期的1926年在万县和朱德同志有联系,后来刘伯承同志在顺庆起义失败从南充到开江时,令其旅长王仲澄掩护过刘伯承同志的罗觐光,以及周儒海、冷曝东等。“抗日会”成立后,积极组织抗日义勇军,不久成立了“四川义勇军总监部”,罗觐光任总监,胡寄窗任总监部主任秘书,总监部委员有李壁泉、罗瑞鳞、郑元瑞、孙壶东、陈紫舆、吕寒潭等。总监部下设政训会和军委会,周荣光为政训会常务委员,陈紫舆、段少圭、文从周、郑元瑞、罗瑞麟、陈潜溪、李壁泉7人为军委会委员。
“四川义勇军总监部”成立后,推举罗觐光代表义勇军奔赴宁、沪,与有关方面联系义勇军事宜,罗在返川途中,经汉口时被反共大将肖毅肃唆使人暗杀了,罗的死,给四川组织义勇军带来不利影响。罗死后,“义勇军总监部”又积极筹建“义勇军敢死队”,1932年2月1日通告各县招募义勇军敢死队员。通告一出,各方积极响应,仅成都市报名参加的,在短短20天就超过200人之多。总监部一方面组建敢死队成都第一队作为敢死队的先头部队迅速出川抗日,另一方面,因报名的多未受过军事训练,干部不够,所以,又积极组织义勇军干部训练班培训干部。由甘德民、周儒海分别任训练班正副主任,并召集已登记的敢死队员训话,准备进行军事训练。
成都敢死队第一队筹备就绪后,“抗日救国大会”、“义勇军总监部”于1932年2月11日召开紧急联席会议,专门讨论敢死队有关事项,议定如下:
一、修改敢死队成都第一队公约及章则;
二、由总监部资助敢死队每人旅费20元、赠短服两套(以15元为标准);
三、敢死队宣传费暂定为200元,由政训会制定宣传大纲;
四、电川籍中委官员照拂;
五、电沿途军政长官照拂;
六、电告国民政府及张、蔡、蒋三军长及上海抗日会等知照,安排赴前线工作。
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组成人员,须经“抗日大会”认许及“义勇军总监部”负责人保证,必须有军事专长或有政治工作技能,忠诚为敢死队服务并能自备旅费至少20元的人员。9人编成一组,两组18人为一队,以示不忘“九一八”。全队连同职员共27人,其中有女同志3人(两人任看护,一人武装),有军事专长的16人,有政治工作技能的6人(曾在党政军机关服务或从事教育),有工人2人。队长陈潜夫,队副刘宇春,政治指导员兼文书徐获权,财务向竹修,宣传章楚桥、龙泉,交际曾少杰、冯衡。
敢死队成都第一队于1932年2月18日发出激昂悲壮的第一次宣言,宣言称:“日本帝国主义者,持其暴力于上年9月18日乘我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之际,无故侵占我东三省,据我疆土,夺我主权,并尽其所能以淫劫烧杀我无辜同胞,犹以为未足,复于本年1月30日,大举炸毁我东南京沪,近更封锁长江破坏各地,噩耗传来,同仁等莫不悲愤填膺,誓拼生死。”宣言进而分析了倭奴敢于蔑视公理,绝灭人道,逞其兽行的原因,从而揭露日寇侵略我国的野心:“十年来倭奴加于我国的种种暴行及此次凶残的举动,因不仅图占我局部疆土,剥夺我部分主权,其用心实欲覆亡我国家,消灭我民族,以遂并吞东亚,雄霸世界的企图。”并大声疾呼:“欲申人类的正义,谋世界和平与保国家安全及图民族的生存计,凡属国民,若非丧心病狂,
均应一致奋起与倭奴作殊死战。”指出“所谓国际联盟非战公约毫不可靠,一人舍死,万夫难当,欲免灭亡,计危自救,须知覆巢之下必无完卵,亡国之痛甚于亡家”。表示“同仁等抱誓死救国之决心,集合同志遄赴前方,直接与倭奴肉搏,国难不纾,决不生还,深望我全川爱国同胞一致团结,‘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大家准备以鲜红的热血,去洗涤中华民族的耻辱,以无数的头颅去换取我中华民族的独立”。“最后我们的口号是:一、全国民众武装起来;二、誓死与日断绝国交;三、誓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四、誓死收复东三省;五、誓死反对上海设中立区;六、誓死与倭奴奋斗到底;七、中华民国独立万岁;八、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宣言表明了敢死队的宗旨和誓死抗日的决心。
敢死队发表宣言的当天午后一点钟,在省农会地址举行隆重的授旗典礼,参加典礼的有陈书农市长及市党政军和各界代表与敢死队员共200余人,李则民主席报告开会理由后,即由陈书农市长授旗授印,敢死队队长陈潜夫受旗受印后,即领头宣誓:
“予谨以至诚,接受本军一切主张,绝对遵守纪律,服从命令,誓死救国,歼灭倭奴,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极刑,此誓。”
誓毕,由陈队长读守则公约,原文如下:
“四川省抗日救国义勇军敢死队公约:一、本队队员应本亲爱精诚之精神,完成誓死救国之使命;二、本队根据革命军组织原则,队员均应绝对遵守军风纪;三、队员之言论行动,应以本队之宗旨为言论行动之准则;四、队员如有重病,除经大会认许外,均不得途中离队他去;五、队员应服从本队之一切决议案;六、队员应服从队长、队副之指挥,队长、队副应对队员大会负责;七、本队战时,应用革命军连坐法;八、如有违反本队二、三、四、五条之规定者,由队员大会决议处分之;九、本公约经队员大会通过后发生效力。”
宣誓毕,先后由党联处代表胡寄窗,抗日救国大会代表周儒海,陈书农市长,罗瑞麟、饶辙韬、范英士训词,来宾自行车工会代表、国术义勇军代表、医专学校校长周金云相继演说,周金云并将自己的著作《毒瓦斯与军医》赠予敢死队队员。
敢死队队长陈潜夫致答词,各队员复推徐获权答词,语言极其悲愤激昂,声泪俱下,众多围观市民莫不大恸。
答词毕,全体起立高呼口号,声震屋瓦:
全国民众武装起来!
踏着抗日死难烈士血迹前进!
与倭奴作殊死斗争!
誓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敢死队牺牲精神万岁!
中华民族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从敢死队的组成人员及其宗旨、章则公约看,充分反映敢死队是一支精干的、具有抱负的、有纪律的、充满爱国激情的爱国队伍。
 
壮士出征,民众一路欢送
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于1932年2月20日启程东进抗日。
出发路线由成都经简阳、遂宁、合川、重庆、万县出川,再经汉口、南京赴上海前线加入作战。
敢死队出发前,成都各界及市民于20日午后1时在少城公园公共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敢死队向市民行诀别礼。参加欢送会的有工、农、商、学各界团体100余个及成都市民,全场万人以上,悲壮激昂,气氛热烈。
敢死队队员身着灰色军装,横挎黄色挎包,上载“勿忘九一八”五字,领系红、蓝、白三色绸带,臂章上有“誓死救国”四字,黑布裹腿,精神焕发,整队而入。顿时,掌声雷动,军乐大作,欢送者簇拥前进,路途为之堵塞。队员至台前,排队整齐后,队长陈潜夫向主席台举手敬礼,报告敢死队组成人员。
大会开始,行礼仪。主席李则民报告开会理由,后由总监部代表周儒海训词,内容有三点: 一是希望敢死队各同志奋勇杀敌勿灰心; 二是迅速促成全川出兵;三是请政府速定对外政策。
继之,各代表致欢送词,讲话的有二十四军代表李副官、二十八军代表何参谋。二十九军代表黄莘收及饶辙韬师长,均有恳切沉痛之讲词。朝鲜人韩国良讲演作战应注意之三点:防毒瓦斯、御坦克车、破电网。
后由敢死队答词。先由队长陈潜夫致词,继由政治指导员徐获权,宣传章楚桥、龙泉,交际冯衡以及队员、看护等次第答词。其义愤填膺,语极悲壮,全场莫不为之晞嘘泪下。最动情者,尤以陈潜夫队长咬破手指,在一块白布上血书“倭寇不灭,誓不回川”八个大字悬于台前,以示决心。
答词毕,各方赠送敢死队礼物。计有刘文辉军长赠水瓶25个、旅费500元,二十八军赠旗一面,成都市长陈鼎新(即陈书农)赠旗一对、金质纪念章25个,二十八军十六混成旅赠旗一对,培英中学赠旗一面,成都市自行车职工会赠铜元七千六百文,公安局祝词,成都县政府祝词,爱华社赠复写纸4打,国术馆义勇军赠洋20元,韩国良赠洋2元,大成中学赠每人毛巾一根,各界人士及市民并有临时捐赠路费者不及备载。由队长陈潜夫鸣谢。
鸣谢毕,敢死队因受各界欢送乃步行而出,国术义勇军在次,培英中学殿后,民众尾随由会场出发,军乐大作,高呼口号,经祠堂街、西御街、东御街、东大街出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是成都各界市民的爱国激情的一次大检阅。敢死队在群众的欢呼簇拥下在牛市口乘车东进。
敢死队出发时再次发出宣言,严正指出:“势态危急,倭贼倾其全国主师作扩大侵略,而我政府,受此强大压迫,已迁都洛阳,此其势迨已危过于庚子之役。”回顾“我军之能挺身而斗捍卫国家者,东北仅有黑省之马占山及锦西之义勇军,在上海则仅有蒋蔡之军而已”,指责“其余诸军皆藉口待命中央,而实存袖手傍壁之心,中央政府则亦扬言作长期之奋斗,以饰国人耳目,暗则依然抱妥协之谋,以图敷衍,而自固其势”,进而声称“国脉危亟,若不急起奋斗,势将亡国无日”。因而,只有自己组织起来挽救危亡。宣言表明“本军以救国作战为矢的,不图自树势力”,并期望“各军阀能整旅出川,至若零星赴援,亦所不计,特此敬告同胞,希踊跃参加,共赴国难”。
敢死队在成都出发时受到各界人士和市民的热烈欢送,深受感动,于2月22日在遂宁旅途中致省总监部转成都各同志同胞书,感谢民众对敢死队的热烈欢送和赠送用物珍品,表述当时感愤情景,“恨不即生双翼飞渡巫山,与倭奴肉搏于黄浦滩头,拼死于黑龙江上,必求得其肉而食,剥其皮而寝",同时把旅途工作情况作了简要汇报。
成都敢死一队在出川途中,沿途受到各县民众的热情欢送。2月20日晚,敢死队住宿简阳城内,整顿内务后即讨论次日工作,准备扩大宣传。21日早晨,简阳县群众指导委员会同县政府在公园内召集市民大会,敢死队赴会时,分两组进行宣传,一组6人沿街分头遍贴标语,一组12人专任宣传,整队游行高呼口号至会场。由于时间限制,会上只由队长陈潜夫和宣传主任章楚桥演讲,说明敢死队出发的目的与使命,宣传国家危急,日寇侵略罪恶深重,希望简阳县民众组织起来,准备流血,与倭奴作最有价值之奋斗。民众深受感动。尤其武装军士,愤欲起舞,一时革命空气异常高涨,大有愿共赴国难,喝尽倭奴血肉之慨。会毕已十一点钟,立即上车,过乐至赴遂宁。
21日下午,敢死队过乐至时,令车穿城至衙门口停车,敢死队员下车到各重要街道讲演。在讲演中,该地反日最热烈的邓同志偕当地驻军杨忠礼旅长路过相见,竭力欢迎敢死队留住半日作扩大宣传。因该队路唯时不许,谨以至诚答谢盛意,二同志则飞速召集该县反日大会同志约百人,沿车高呼口号,热烈送别。还有几个热血青年,请求同行,经敢死队说明碍难和苦衷,遂被劝阻。
敢死队到遂宁后,该地机关法团召集市民大会热烈欢迎,敢死队除讲演宣传外,还发表了告遂宁同胞书,历数日寇“九一八”以来的侵略暴行,并赞扬马占山和十九路军英勇抗敌精神,呼吁:“同胞们,寇深国危,舍奋夺没有生存,舍团结没有力量,我们现在要求生存,要有力量,大家团结起来一致奋斗,以鲜红的热血来洗涤中华民族的耻辱,以大家的头颅来换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全场高呼口号,气氛热烈。该地抗日会在抗日救国储金项下,提取100元资助敢死队路费,临行时燃放鞭炮,远送至二三里之遥,敢死队员个个激动得热泪满面。
22日敢死队车抵潼南,县政府特为敢死队洗尘,并约同县群众指导委员会及各机关法团召开欢送会,又赠路资60元。在潼南因雨,未开成市民大会。敢死队分组在各街演讲,听众落泪。
敢死队23日至大河坝,由当地团局鸣锣召集全场民众听敢死队讲演。
敢死队24日赴合川,被当地指委会、反日会、教育局等邀请停留一日。在公共体育场开市民大会,热烈欢迎敢死队。
25日敢死队经北碚时,北碚峡防局留宿一夜,参加该局所召集之欢迎会。
敢死队26日抵渝,亦受到重庆市民的热烈欢迎。29日,重庆反日会召开第58次常会,专门讨论对成都敢死队的慰勉办法,推沈式金委员及朱用诚秘书前往该队驻地进行慰勉,并送“努力杀敌”缎旗一面。川江航务管理处觅定蜀平公司之福顺轮,免费送敢死队出川东进抗日,并嘱该轮妥为招待,以资鼓励。
敢死队3月3日离渝,民众饯行,悲壮激昂。重庆市储材学校全体学生集队欢送敢死队启程,发表宣言,高呼口号:
敢死队是革命的先锋!
敢死队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健儿!
敢死队精神不死!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敢死一队出川抗日的反响
义勇军敢死队成都一队在出川途中,沿途广为宣传,遍贴标语,高呼口号,到处讲演,发表告各界同胞书。他们控诉日寇侵略我国的罪行和野心,揭露蒋介石政府的妥协退让、软弱无能及军阀的袖手旁观、自固势力,呼吁各界同胞团结一致奋勇抗日。这对唤醒同胞,推动抗日,起了很好的作用。
首先,报名参加敢死队的人迅猛增多。敢死队20日出发后,截至29日,登记参加敢死队的已达500人,不到10天猛增300多人,到3月1日义勇军总监部军事委员会开会时,王亚嵛报告敢死队检定结果:成都登记参加敢死队人数已有600多人,有一部分人员是受过军事教育的军界人士,大部分是未受过军事教育的青年学生和工人。还有不少青年正积极要求参加敢死队,如自行车工人苏于建,平时在少城公园体育场赁车为生,家有父母,成都敢死第一队出发后,即愿牺牲一切,报效国家,决意向敢死队报名,以便第二次出发,与倭奴拼一死命。长机帮工人也要求参加敢死队。又某校学生鄢永清家甚贫寒,立志苦攻,学校考试,累列前茅,鉴于国事日非,危亡眉睫,欲加入敢死队,唯因加入敢死队照章须缴大洋20元,由于无法筹措,乃具呈义勇军总监部,声明决心赴难之意志与无力缴费之苦衷,望免费加入敢死队;总监部批示“仍遵照手续办理,至经费一层,爱莫能助”,未能如愿。又四圣祠医院看护张兴汉,志愿加入敢死队,由二十八军林翼如旅慨助川资大洋20元,以全其爱国之志。连小学生也要奔赴前线杀敌,如外南弟维小学学生杨某等3人,年龄均在十一二岁,鉴于国事日非,见校长邱奇才已投入敢死队,激于义愤,于3月8日私窃家中大洋100元,拟赴上海前线杀敌。甚至监狱囚犯也要求参加敢死队。3月12日第一模范监狱和陆军监狱囚犯38名,通电请缨,呈请三军部、法院、抗日会、义勇军总监部,要求“带罪从军,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深知覆巢之下,绝无完卵,自愿参加敢死队,战死沙场,以身杀贼,藉赎前愆,报效国家”。又二十四军军事犯张天全、刘钧等也具呈省府,请予释放赴前线,戴罪立功。
成都之外,敢死队经过之地,不仅前有乐至县有志青年要求加入敢死队,而且后有合川县“各界反日救国大会”致函重庆川江航务管理处,谓“有李功模、殷锡之、吴滋宜、李炳章等人愿以身许国,赴沪从戎”,要求随成都敢死队免费搭轮东进。
其次,群众抗日组织纷纷建立,各尽其能,为救国效力。2月中旬,成都民众成立“国难乐输会”,凡输款者为会员,并发表国难乐输劝告书,号召“有勇者贾勇,有财者输财”。各界踊跃乐输,争先恐后,发起之初仅17人, 5日之内已达200余人,收入金额1300多元。连日往捐者仍络绎不绝,决议将款汇往上海,请沪商会分发给抗日军队。3月6日,四川大学成立“救亡请愿团”,请政府出兵救亡。3月9日,华西大学教职员发起募捐会,慰劳前敌将士和赈救沪难民。3月初,银行钱业公会集资3800余元汇沪慰劳十九路军将士。二十四军的士兵组织“学友互助社”,亦自动捐款1900元汇沪并致电慰劳十九路军将士。成都市人力车分会亦捐助抗日经费铜元千串。成都市各影剧院还抽缴爱国捐支援抗日活动,并上演抗日剧目。在春熙大舞台,3月初排演了抗日爱国新剧《铁血将军马占山》。新明、智育等影院,一再放映沪战影片,教育、鼓励群众积极抗日。2月23日, “四川省国难救济会”成立,发表宣言和简章,律以兴亡有责之义,宗旨在于“互相团结策励,共图匡救,以拯危亡”,号召全川民众“无论少长男女,奋起参加,群谋救济,抑制强寇,还我河山”。并于3 月9日,致电和汇款5000元去上海,慰劳十九路军将士。3月3日,回民组织“坚一社”发出通告:“暂缓回族解放运动,组织救国团,不分回汉,协商工作,并就各地参加义勇军,共赴国难。”3月6日,抗日会组织“请愿出兵代表团”和“请愿指挥团”。四川大学成立“救亡请愿团”,催促川军出川抗日。
没有建立抗日组织的单位,纷纷筹建抗日分会或反日团体。
高中以上学校学生,练习实弹射击,积极操练杀敌本领。外东牛市口离山小学组织“救国童子军”积极训练,期谋自卫助战。
更动人者,成都白发老翁组织“白发赴难团”,出川杀敌。以简少卿为首的73位年过花甲的白发老人,见国难日亟,愤慨异常,特组织“中华白发赴难团”,向义勇军总监部呈请登记,呈文称:“窃卿等壮年习武40余年,历遍名山大川,友交燕赵豪杰,义勇士奇,人均愿处林岩之间,或为工农,或为贩夫,耻与军阀政客为伍。卿等虽年过花甲,但精习国技,力神壮健,值此国难紧急之时,不敢偷生畏死,特商得老友73人,组织一白发赴难团,所需枪械用品,概由团员等毁家纾难捐助,决不仰求团外之人;轮、车、邮、宣传等费,亦由本团统筹统支,决不受任何机关、法团、私人分文津贴。本团决议与帝国主义作殊死战,只求救国赴难。”此等爱国之情,实令人钦佩之至。
再者,各界催促川军出川抗日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抗日会“2 月26日致函全川各将领,要求各军出师抗日,并致国府各委员电,请下决心,当机立断,严令各军,对日动员,一面增兵援沪,挽救危局,一面整队出关,收复失地。成都学术界人士组织的“中华建设学会”, 2月23日电促川军将领出师,“克日兴师觅船东下,激扬士气,与敌周旋”。“四川省国难救济会”于2月23日成立时即通电中央,请速出兵讨日,又于27日电促川军各将领出兵共赴国难,3月3日,在百花潭康庄宴请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长及向育仁等,面促川军早日出川赴难,同日通电重庆、绥定、广安促刘湘、刘存厚、杨森等克日出兵东进救亡。3月5日,“抗日会”开紧急代表大会,决议力促川军将领实行出兵,倘不出兵,则实行抗捐抗税,并决定7日为上海失守游行示威。“抗日请愿指挥团”3月6日开会研究指导请愿和示威游行事项。6日,四川大学“救亡请愿团”贴出启事,号召同学踊跃参加请愿团,敦促政府克日出兵。华西大学也于6日印发告同胞书,要求川军出师。四川省农会亦于3月5日及3月9日, 一再电促川军将领出兵御寇。
3月7日,成都各界群众举行盛大的请愿游行示威,形成催促川军出兵抗日群众运动的高潮。是日,农、商、学界实行三罢,全市罢业强烈要求川军出川抗日。早上八时,各机关、各学校、各界团体在少城公园体育场开万人大会,向政府请愿出兵,除通电川中各将领早日出兵外,并将“请愿出兵代表团”分成三组,分赴二十四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军部及政府请愿,要求各军负责人明确答复出兵日期,并由“请愿指挥团”指挥游行。游行队伍由少城公园体育场出发,沿祠堂街、西御街、东御街、东大街、春熙路、总府街等各繁华街道,散发传单,高呼口号,群情激愤,声势浩大,游行群众达5万人之众,逼着三军负责人答应早日出兵抗日。与此同时,“成都蓉社”发出救国宣言,要求三军长早日出兵。请愿代表团又于3月10日在市商会内召集代表大会,议决前往各军,欢送出兵抗日。以后15日、18日、21日多次开会并呈文、发告民众书,号召民众起来力促川军将领早日出兵。“请愿出兵代表团”还于21日派代表到渝、广、绥等处催促刘湘、杨森、刘存厚迅速出兵。
“成都新闻采访协会”亦于3月10日开会议决,组织随军记者团,调查前线战事情形。“四川省国难救济会”3月12日亦派周奉池、陈益廷、裴铁侠、胡俊泉等主要负责人到重庆请愿,面促刘湘出兵,并商讨给予出川抗日军队方便与协作。3月15日,西药公会组织救护队,准备随军出发。
成都及四川各地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轰轰烈烈,说明当国家处于危亡的严重关头,全川人民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精神,奋不顾身,誓死抗日,其爱国热忱势不可挡。然而,蒋介石政府则不准抗日,对日妥协退让,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从而加紧剿共,阻止训练义勇军,停止组织义勇军敢死队,下令取缔义勇军,解散义勇军总监部,查禁共产党的机关报——《华西晚报》及其他进步报刊《平报》《新思想月刊》等。
成都敢死队第一队到达上海时,沪战已停,敢死队被解散,一片誓死抗敌赤诚未能如愿以偿。敢死队员除陈潜夫等少数人在南京另找工作外,绝大部分队员由徐获权率领返回成都。
上世纪30年代初,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群众运动,被反动政府镇压了下去。当时我党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虽然发出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但工作重点仍着眼于搞武装暴动,反对国民党,搞飞行集会,在党内反右倾、反“富民路线”,没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未能有效地领导当时的抗日群众运动,使革命遭到了损失。成都的抗日运动,由于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反日斗争也受到了挫折。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有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很大胜利。
 
注释
四川义勇军总监部,是四川义勇军的司令部和工作机关,由四川国民党改组派发起和领导。
孙壶东,四川黔江人,曾是北京YC团的主要成员。上世纪20年代是北京政法大学学生会代表,先后与陈毅、朱德、杨闇公、肖华清、刘愿安等同志有联系。孙中山逝世时曾参加扶灵,1928年因是吴玉章的秘书被南京警察局逮捕,由何香凝等保释出狱,后参加国民党改组派,是四川改组派负责人之一。解放后曾任川西行署委员兼民政厅副厅长,现任四川省参事室参事。
陈紫舆,四川巴县人,曾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是成都YC团的主要成员和赤心社的发起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国民党改组派,是四川改组派负责人之一。
吕寒潭,四川华阳人,北京YC团发起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国民党改组派,是四川改组派负责人之一。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脱党。
甘德明,进步军人,杨森部的师长,邝继勋的上司,后任江防军的副总司令。
刘宇春,北京YC团成员,素具爱国热忱,自1928年编遣回川以来,从事革命工作不遗余力,于1932年2月15日加入成都抗日义勇军敢死队笫一队,临行前,拟具告别亲友书,词极悲壮。
章楚桥,成都某专门学校学生,现任南川县政协委员。
李则民,成都大同中学校长,曾在二十四军任旅长,退役后加入国民党改组派。
范英士,《成都日报》编辑,民盟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民进主任秘书。
 
 
 
抗战大事记(1937年7月——1945年8月)
成都抗日民主斗争大事记
1937
7月7日  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路军发动进攻,第二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
7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本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全国人民、政府、军队,不分阶级、不分信仰,“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当天下午,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简称“民先队”)队员为骨干的抗日救亡团体“天明歌咏团”成立。负责人是陈克琴(共产党员)、陈伯林。他们率先走上街头进行歌咏宣传,揭露日寇侵占我国领土的罪行。次年5月在团内建立中共党支部,洪希宗、陈伯林先后任书记。1939年8月“歌咏团”因形势恶化而停止活动。
同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声势浩大的声援平津抗战将士市民大会。会后,“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改名“四川民众华北抗战后援会”(简称“华抗”)。次日,“华抗”仍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名义发表《为日军进攻平津宣言》,指出:“民族解放的战争已经发动,四万万五千万人生死存亡,要在这一次抗战中决定。”向当局提出立即援救平津,全国民众赶快组织起来援救平津,发动全民族的对日抗战,反对一切对日谈判等5项要求。
7月9日  被国民党地方当局查封的《大声》周刊(1月17日创刊),以“团结御侮,救亡图存”为宗旨,更名《图存》周刊出版发行。负责人车耀先。7月24日出3期后,当局又以“未经批准,违法出版”为借口,予以查封。车耀先等据理力争,11月5日,出《大声》复刊号。1938年8月又被迫停刊。《大声》周刊前后3次更名,4次被查封,共出61期。1938年初,该刊发起成立“大声抗敌宣传社”(简称“大声社”),发展社员近千人,分布在泸州、绵阳等10多个县。并建立党支部,书记胡景祥、冯列斯。
7月16日  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贺敬辉、周源江等联合成都市妇女界成立“成都市妇女华北抗战后援会”。8月16日,并入“四川省抗敌后援会”,作为其下属组织,改名为“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简称“省妇抗”)。1938年初建立党支部,王石梅、胡一哉先后任书记。“省妇抗”组织妇女为宣传抗日、支援前线做了大量工作。例如,举办数期妇女训练班,对学员进行国内外形势、爱国主义及妇女解放问题的教育;成立四川省妇女界抗日军人家属救济会,为出征战士缝制手套;组织募捐、义卖及开展改造妓女等工作。1939年下半年,“省妇抗”被国民党限令活动,之后,骨干先后转移。
7月23日  为了争取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公开合法地开展,“华抗”负责人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经过谈判,成立了由共产党员、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地方实力派联合组织的“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简称“省抗”)。“省抗”在成立大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总动员,“敌忾同仇,曷胜奋勉”。“省抗”成立后,相继组织“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抵制仇货委员会”,开展救亡宣传周等,在全省公开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7月29日  “成都县抗敌后援分会”成立,隶属“省抗”。下设总务、组织、宣传、调查小组,分别组织宣传队到农村宣传、征募寒衣、取缔非法义勇军等。1938年底结束工作。
7  成都各界组织成立了数十个抗日救亡团体。如“成都市工商抗日后援会”、“成都市记者抗敌后援会”等,并纷纷致电慰问前方将士。
8月1日  成都市各界民众团体、后援会在少城公园举行援助华北抗战市民大会。次日,以“四川民众华北抗敌后援会”名义分别向国民党中央和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发出通电,要求立刻对日宣战,收复失地,要求刘湘率川军出川抗日。
同日“省抗”通电各省市一致对日经济绝交,要求“各地同时检查,执行始能彻底”。26日以快邮代电致国民政府,要求对英政府的终止上海战事提案“坚决拒绝”,并表示“全川民众,誓作后盾”。
8月7日  “省抗”组织成都市民10余万人在少城公园召开大会,通过了要求政府立即发动全民族对日抗战、厉行对日经济绝交、武装民众、强化后援等7项提案。9月18日,成都各界民众5万人在少城公园集会,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大会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名义要求政府立刻武装全国民众,彻底开放学生爱国运动,彻底清查私货与仇货,严厉惩办卖国汉奸。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8月15日  成都文艺工作者协会组织的金箭社出版《金箭》月刊。提出拥护抗战、为抗战文艺努力的主张,负责人陈照黎(陈思岭)、田家英。创刊号有白苍的《卢沟桥》、羊角的《缺了一点水》等文章。11月1日,改半月刊。该刊出至5期,被成都警备司令部强令停刊。成都地区反映抗战内容的进步文艺刊物,从《金箭》创刊至1944年5月《金沙》问世,计有《金箭》、《抗敌周刊》、《战旗旬刊》、《戏剧战线》、《文艺创作》、《文艺后防》、《工作》半月刊、《火炬》、《金沙》等,这些刊物在团结和锻炼广大文艺工作者、推动成都的团结抗战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8  中共中央派张曙时、李一氓以中共特派员身份返川,与川军将领刘湘建立联系,进一步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月余,李一氓返延安,毛泽东主席指派罗世文(罗绍堂)继续做刘湘统战工作。刘湘委罗世文为川康绥靖公署顾问,罗世文得以在四川地方实力派中开展上层统战工作。
8月29日  张曙时、罗世文等说服刘湘同意并资助创办《国难三日刊》,社长为陈炳光,总编辑为钟汝为,编辑和特约撰稿人多是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该报以宣传“对外彻底抗战,对内彻底民主”为办报宗旨,是抗战初期成都市宣传抗日救国很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发行省内外,最高达3万多份。1938年3月,国民党政府以“言论乖谬”的罪名,勒令停刊。
8  “华阳县抗敌后援分会”成立,隶属“省抗”。下设总务、组织、宣传、调查4个组及书记室。10月“分会”改组,并成立支会。1938年4月21日再次改组。在此期间,为救济前线将士“募捐背心衣裤数千件”,汇交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后因经费无着,人员兼职等,工作停顿。
8  张漾兮等画界进步青年组织的“四川漫画社”成立,“画社”以画笔为武器,唤醒民众抗日救亡,先后在《新新新闻》、《新民报》上刊出漫画专页。次年1月15日,举办第一次救亡漫画展览会(展期三天),参展漫画、木刻、水彩画等约130幅,其中,谢趣生的《黎明》、《暴风雨中》等最受欢迎,参观者络绎不绝。为扩大宣传,先后在崇庆、郫县、双流、温江等县巡回展出,作品标价义卖,收入全部捐助战时入川难童。
9月5日  成都市各界民众3000余人在少城公园大光明影院举行“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知名人士张澜在大会上致词,大会向出征将士赠旗,“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此发出《告同胞书》,指出这次出征“是为着保卫我们老百姓的生命,是为着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为使抗战将士在前方取得胜利,应“加紧我们后方救国工作”。
9月初 成都“民先队”队员江牧岳、胡绩伟、陈伯林等筹建“星芒通讯社”。18日出版《星芒》周报,胡绩伟任主编。《星芒》以劳动群众为主要对象,宣传抗日救亡。10月,“星芒通讯社”(以下简称“星芒社”)正式成立,发星芒通讯稿,同时组织大众图书流通处、星芒宣传团。《星芒》周报出了8期,于11月6日停刊。11月13日,与《救亡》周刊联合出版《星芒救亡联合周报》,27日出至3期后,两个刊物又分别出刊。次年4月5日,在中共成都市委领导下,“星芒通讯社”出版《星芒报》三日刊,至1938年8月5日第37期停刊。社长兼发行江牧岳,主笔胡绩伟。《星芒报》后改名《蜀话报》,《新民报三日增刊》。1938年初,“星芒社”建立党支部,江牧岳任书记,随着党员人数增多,又建立文化支部和群众支部,江牧岳、胡绩伟分别任书记。
9  中共中央青委冯文彬指派张黎群、肖泽宽等回成都组织“四川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领导“大众读书会”和“救亡周刊社”两个群众团体。10月9日,“救亡周刊社”出版《救亡》周刊,熊复任主编。11月与《星芒》周刊联合出《星芒救亡联合周刊》。1938年5月20日改为《成都战时学生旬刊》,中共四川省工委青委委员康乃尔任社长,刘棪任总编辑。《旬刊》以中学生为主要对象,发行量最高达1万份,1940年秋停刊。1938年1月,“青救”建立党支部,书记余明,由省工委领导。2月,余明任省工委学委委员,支部撤销。
10月10日 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简称“文救会”)。发表《宣言》。12日选出执监委。执监委中有共产党员和著名进步文化人士黄宪章、张秀熟、洪仿予、杜桴生、王达非、李嘉人、沙汀、车耀先等。25日,该会第二次常委会议决议,吁请政府释放政治犯。11月1日,招待本市外侨,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争取国际声援。6日,发表《为九国会议开会告民众书》。12月24日,国民党成都市人民团体指导委员会下令解散“文救会”。次年2月3日,“文救会”举行扩大会议,发表恢复工作宣言,一面向国民党争取合法地位,一面自行开展活动。
同日  “省妇抗”主办的《妇女呼声》创刊。该刊为半月刊,主要任务:  “一、实行全国妇女总动员,参加全面抗战;二、贯彻妇女的真正解放。”共出8期即因经费困难停刊,次年3月8日又复刊。
11月29日 成都民先队创办《抗日先锋》周刊。主要用以教育民先队员和青年,积极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12月12 日出第三期后停刊。
12月24日 邹风平、廖志高奉中共中央派遣抵达成都,清理恢复四川地方党组织和领导全川抗日救亡运动。先后接收了张曙时发展的做上层统战工作同志的党员关系;接上了韩天石领导的成都民先队内党小组成员组织关系;审查恢复了饶孟文的组织关系和由他自动组织的“成都特支”的党员关系及各救亡团体中的党员关系。并在部分救亡力量较强的大、中学校发展新党员。为重建成都市委打下了组织基础。
12月26日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写信给在成都工作的许小鲁、朱挹清,勉嘱他们在四川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8
1月3日  本市各中学学生寒假战时训练班正式开课。中共四川省工委通过统战关系派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张秀熟、刘披云、杜桴生等进人战训团任教官,向学生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寒假战训结束后,陈毅乔(共产党员)遵照党的指示,团结各大中学校中的女生骨干,于26日组成“四川省动员委员会战时训练女生总队毕业同学会”(简称“战训女同学会”),利用合法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战训女同学会”建立党支部,书记陈毅乔。
1月5日  文化界进步人士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生活书店”在成都祠堂街156号开设分店,经理诸组荣(共产党员)。该店公开出售《群众》周刊及各种进步书籍和报刊。1941年3月成都抢米事件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1月8日  中共成都市委妇女委员赵世楠领导的“大众壁报社”成立。该社以壁报形式对青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发动进步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夏各校疏散,停止活动。
1月19日  1937年10月在汉口成立的“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简称“旅外剧队”)由渝来蓉,队长吴雪。上演阳翰笙的抗日名剧《塞上风云》和其他抗日名剧。2月初,“旅外剧队”和“天明歌咏团”组织部分队员赴新都、广汉一带开展宣传活动,其间,该队进行改组,建立党支部,吴雪任书记。次年5月17日,“旅外剧队”20人由成都出发到彭山、眉山等县进行第一期巡回演出。演出剧目有《抓壮丁》、《放下你的鞭子》等。12月21日返成都。1939年2月上旬作全川第二期巡回演出,并增排新剧目《血祭九一八》、《民族万岁》等,11月底回成都。两次巡回演出,所到之地,很受群众欢迎,对四川的抗日宣传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年底,国民党顽固势力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该队队员在党组织安排下转移到延安。
2月13日  为响应12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日援华特别会议,本市各界民众万余人在少城公园举行反侵略大会。大会通过了拥护国际反侵略运动、通电慰劳前线抗敌川军、立即实施战时教育等8项提案。会后,数万人举行浩大壮观的火炬游行。“文救会”为此发表《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为反侵略运动宣言》,号召文化界人士作英勇的斗争。
 2  饶孟文、犹凤岐(均为共产党员)等组织的抗日救亡团体“群力社”成立,并在《四川日报》上办《群力》副刊。4月17日至19日“群力社”组织12人宣传队,由黄爽英、熊梦率领在彭县、新繁宣传台儿庄大捷,演出救亡剧。22日,“群力社”队员到郫县,尚未开展宣传活动就被国民党郫县政府无理扣押,不准演出和自由外出。23日,该县府派军警将“群力社”队员武装押回成都。成都市委发动各救亡团体数百人前往西门车站迎接和慰问队员。经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四川省政府释放全体被扣“群力社”宣传队员,史称“郫县事件”。
 2  时任第七战区长官的刘湘在汉口死后,国民党中央势力与四川地方实力派为争夺统治四川的权力相互倾轧。15日,毛泽东主席给刘湘的代表王干青(共产党员)来电称:四川刘湘死后,川军失一主帅,希望在顾全大局,坚持抗战总方针的前提下,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等各方的关系,走联合抗日的道路。20日。王干青就成都现状给毛泽东回电,并告之张斯可(共产党员)赴汉,再商。
 3月4日  《新华日报》在成都祠堂街103号(后迁至88号)设推销组。由第十八集团军驻成都代表罗世文领导。8月,推销组随着发行量的增加扩大为推销处。翌年4月正式成立成都营业分馆(又叫“川西北总分销处”),经理洪希宗。4月下旬,分馆成立党支部,杨绍轩(继干)担任支部书记。分馆除发行《新华日报》外,还出售来自延安的各种报刊和各进步书店、出版社的读物。它不仅是《新华日报》的发行机构,同时也是省工委的对外联络机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与党中央联系的一个中转站。其间,分馆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骚扰和破坏,但分馆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始终不屈不挠地同他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国统区坚持工作达9年之久,在西南地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直到1947年3月分馆被迫撤走。
 3月8日  全市妇女界联合纪念三八妇女节,“省妇抗”等30余个妇女团体200人参加大会。大会发表了纪念三八宣言,提出要将自己训练成刻苦、忍耐、沉毅、英勇、铁的意志的“新女性”;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中途妥协;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
3月24日  中共四川省工委派学委委员张文澄(贺明)、民先队负责人之一周曼如(金陵女大学生)、进步青年胡朝芝(四川大学学生)3人组成代表小组出席在汉口召开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他们代表本市学生界向大会提出实施抗战教育、开放学生救亡言论、结社自由等8项提案。战训女同学会和成都学联被选为全国学联执委。4月24日,由胡朝芝向成都学生作了题为《学生在捍卫祖国与保护文化中的责任》的传达报告,并转达大会对成都学运的几点要求,即成都学生应该配合学联的总路线,实现成都学生大团结,扩大宣传;注意培养干部和战地服务等。
3月25日  “成都市工人抗敌宣传团”(简称“工抗团”)建立。团长祝孑人,中共支部书记梁华。“工抗团”是成都市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力之一,至1939年4月发展到22个分团,人数达1000多人,曾数次领导本市工人举行大型集会、游行活动,并在《四川日报》副刊开辟了工人的舆论阵地“工人园地”(后改为“生活线”)。1939年底,由于形势恶化,“工抗团”主要负责人撤离成都去延安,“工抗团”停止活动。
3月27日  “省妇抗”发起组织的“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一行11人,在团长肖玲(成都民先队负责人之一)率领下,由成都启程,经汉口转赴抗日前线慰问抗战将士,在安徽经许村新四军驻地时受到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接见。工作约半月,因抗战形势的急剧变化而结束。
3月底  中共成都市委员会正式建立。书记杜桴生,组织部长饶孟文,宣传部长杜桴生(兼)。其时,成都市的中共党员共计110余人。
  杜桴生、朱挹清等陆续到协进中学工作,建立了中共协进中学教员支部,黄觉民、刘披云等先后任支部书记,直属省工委(后属川康特委)领导。党先后派遣党员和党的干部20多人到协进中学任课任职,进行党的秘密工作和救亡活动。4月,协进中学学生党支部建立,以后又成立了党的总支。1939年初,学生党员有80人左右,是当时成都学生党员最多的学校之一,也是党在成都活动的一个重要地点。 
3  四川大学CC派和复兴社分子趁川大抗敌后援会改选之机,诬蔑康乃尔(共产党员)、王玉琳(进步学生)贪污送给凤凰山机场民工1万斤稻草款85元,向法院起诉,逮捕教授黄宪章,制造了打击进步力量的“川大稻草案”。事件发生后,省工委和市委领导川大党支部和进步力量极力争取地方势力的支持,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成都地方法院终于判康、王无罪,撤销起诉,并释放黄宪章,斗争取得胜利。
4月4日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宋之的、沈西苓、顾而已、赵丹等全体会员40余人由渝来蓉。18日参加本市劳军联合公演。24日,本市文化界招待“上海业余剧人协会”。5月9指示,市委积极发展党员。成都绝大多数的民先队员及其他抗日救亡团体骨干相继入党。8月之前,民先队逐步停止了活动,省工委决定民先队组织撤销。9月底党员人数达439人,11月增至587人。下半年成都党员数与年初党员数相比增长5倍,壮大了党的队伍。
6月21日  世界学联代表团来成都访问。省工委、成都市委组织成都各抗日救亡团体在蜀一电影院举行欢迎大会。23日,市文化界、新闻界、学生界、妇女界在青年会大礼堂联合举行茶话座谈会招待世界学联代表,文化界知名人士刘披云主持座谈。座谈会上,学生界、妇女界代表向世界学联代表介绍了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情况,市学联邓照明、省“妇抗”朱若华将有关书面报告呈交代表团。世界学联代表介绍了欧洲反法西斯运动的情况。
6月25日  《时事新刊》创刊。社长张雪崖,主笔王达非,总编刘刀慈,编采人员多为共产党员。通过自编电讯稿,反映国际、国内的政治和抗战形势。该刊为八开版的小报,创刊5个月,发行量约9000份,是我党直接领导的报纸。1940年3月28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6月26日  为统一本市学生救亡组织,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学生抗宣一、二、三团,协进乡村宣传团、华西协中移动剧队等进步学生团体联合成立“成都市学生抗敌协会”(简称“学抗”)。成立大会在少城公园音乐室举行。12月9日,“学抗”为纪念“一二·九”3周年发表宣言,指出“坚持抗战,反对一切妥协,是新的任务”。同时,举行讲演会,邀请朝阳大学教授邓初民及作家肖军讲演,参加者有大中学生共600多人。
7月3日  成都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等12个救亡团体发出快邮代电,声援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要求西安当局恢复被解散的“西北青年救国会”、“民先队西安总队部”、“蚁社”等救亡团体,释放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
7月4日  《新华日报》全文登载成都市16个救亡团体向国民参政会提出的9项建议,包括加紧团结巩固抗战,开放民众运动,动员全国人力;建立各级国民参政机关;健全各级政治机构,集中各方人才;改善人民生活,增加战时生产;实施战时教育等。
7  成都市人民为纪念抗战一周年,响应抗敌后援会七七献金运动,开展捐献活动。从7月7日至9月19日止,成都市共收4200多元献金。其间,成都市青记协会与戏剧界联合,在本市义演3天,用所得收入购制棉背心2000件支援前线,表现了后方群众坚持抗战的决心。
8月19日  由中华木刻作者协会主办的第一次抗战木刻画展在成都市青年会开幕,共展出王大化等全国十几个作者200多幅宣传抗战、激发民众抗日情绪的作品。
8  国民党四川省党部通令全川,禁止人民组织任何抗日救亡团体和集会游行,宣布战时图书杂志的审查办法和标准,压制抗战舆论。12日,成都市政府下令查禁抗战文艺刊物28种,各报副刊大多被取缔。《大声》周刊、《星芒报》等于23日、28日先后被查封。同时还派出特务捣毁由川军将领潘文华出资经营、中共地下党员参与编辑的《华西日报》报馆。省工委通过甫系“武德学友会”说服潘文华,拒绝停刊、坚持出版。
9月9日  本市各界民众10余万人,为拥护“国联”援华制裁日本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并发表告同胞书。
9  成都市委决议将寒衣运动、兵役运动作为群众工作的中心。9月至10月,领导了“成都市青年抗敌协会”的义卖活动、寒衣募捐活动,妇抗的集体缝制活动,星芒社、群力社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为提高干部素质,省、市委教宣委员会联合日,该协会在少城公园体育场举办“五九”抗敌宣传大会。赵丹、田烈等知名演员表演了节目。
4  为改变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被国民党操纵的局面,更好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成都地下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以川大学生为主的“成都学生抗敌宣传团”(以下简称“成都抗宣团”)。随着各学校救亡力量增强,统一的“成都抗宣团”结束工作。各校各自成立了“抗宣团”。24日,川大文法两院进步学生组成成都学生抗敌宣传第一团(以下简称“抗宣团”);5月9日,川大理、农学院进步学生组成“抗宣二团”;4月21日,外南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华西协和大学、中央大学、齐鲁大学五校进步学生组成“抗宣三团”;6月4日,光华大学进步学生组成“抗宣四团”。他们以满腔的爱国热忱投入抗日洪流之中,一直是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力之一。
4  为响应朱德总指挥呼吁全国全世界人民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违背国际公约,肆意施放毒气的暴行,以防毒防疫物质帮助晋陕军民的通电,“大声社”立即动员社员和群众积极开展为八路军购买防毒面具的募捐活动,并将捐款汇到武汉《新华日报》社转延安。成都开明书店职工踊跃募捐大洋12.26元,支援抗战。
5月4日  战训女同学会和抗宣一、二、三团举行五四纪念会并发表纪念宣言。宣言主张抗战到底,武装起来参加前线作战和参加国防建设,开展新文化运动,提高人民文化水准,肃清汉奸,加强全国团结,巩固统一战线。并吁请政府实施战时教育,救济失学失业青年及战区学生。晚上,华西坝五大学、华西协中联合各校进步学生在华西坝足球场举行五四营火晚会。
同日  “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都分会”成立。成立宣言称:成都分会“是教育自己、健全自己,以达到发扬报业、促进文化,完成民族解放之任务”。王达非(共产党员)当选理监事。“分会”成立后不久,会员人数即达100多人。9日,“青记”总会电贺成都分会成立。9月,成都新闻界倡导为前线将士募集寒衣25万套,各界热烈响应。“青记”成都分会在成都文艺界大力支持下,举行游艺献金大会,请川剧、评剧名演员演出精彩剧目。历时3天,募集捐款3000余元,购置棉衣,送往前线。
5月5日  《星芒报》刊登了天府中学史地教员张克林《告天府同学一封公开信》,信中对该校校长肖寿眉禁止讲授教科书上有关苏联部分的内容并攻击苏联提出抗议。10日,肖寿眉唆使部分不明真相的学生数百人捣毁了星芒报社及楼下的战时出版社。事发后,两社立即邀请文化界、新闻界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被捣毁经过,同时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严正法纪,惩办肇事者。《星芒报》还发表《为肖寿眉率领学生侮辱星芒社告读者书》,战时出版社在报上刊登紧急启事。28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成都天府中学事件》的社论,把肖寿眉破坏中苏关系、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暴行公之于众,使之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5月30日  为纪念“五卅”惨案13周年,学生抗宣一、二、三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工抗团、武德学友会、群力社等20余抗日救亡团体分赴全市各区作扩大宣传,并联合发表“为‘五卅’纪念告同胞书”。10时在少城公园内由协进中学、实验小学、业余剧人协会等单位演出抗敌剧,观众达三四千人。
5  中共成都市委领导机构调整,杜桴生调省工委任文化党团书记,并负责《四川日报》工作,饶孟文调自贡中心县委。由省工委学委、工委、妇委负责人组建新的市委领导班子,学委书记韩天石任市委书记。7月,韩天石调任宜宾中心县委书记,市委再次调整,由张宣任书记。10月,张宣去陕西安吴堡出席西北青年救国大会,由张文澄代理市委书记。市委从5月份起,陆续建立中共成都东区、外南区、西(少城)区、北区委员会。6月至11月根据省工委传达长江局关于“扩大组织为中心”的开办了干部教育训练班。训练班分高、中、初三级。从10月下旬起由成都市委主办中级班,区委主办初级班。通过训练,成都的党员都受到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教育。
9  中华女中建立中共教员支部和学生总支,使这个学校成为党在成都的重要活动地点之一。在此以前中共党组织通过教导主任范寓梅,聘请了康乃尔、王玉琳、王志之、刘以结(当时都是中共党员)和进步音乐家王云阶等到校任课,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引导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该校于1939年暑假搬到新津后,学生党员发展到六七十人,党总支有力地领导了学生的爱国进步活动。
  中共川大总支成立,书记王怀安(王玉琳)、副书记邓照明,总支先后发展党员100多人。川大是当时党在成都的重要活动地点。
10  中共成都市委以成都印刷排字工人为重点,结合抗日救亡的政治形势,成功地领导和组织了印刷排字工人的第一次加薪斗争。11月获得胜利后,在工人积极要求下,利用地方势力和国民党省党部的矛盾,于年底成立了工人自己的印刷业和图书业工会。1939年春成都市委又以印刷工会出面进行合法的加薪斗争,取得了第二次斗争胜利。8月,采取“各个突破”的方式,又取得第三次加薪斗争的胜利。这些胜利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有力地推动了全市工运的开展。
10月23日  中共成都市委领导成都文化界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周年召开纪念大会,参加纪念会的有文化、新闻、艺术、青年、妇女界等数十团体及大中学校代表共2000余人。大会发表《鲁迅先生逝世2周年纪念宣言》,对鲁迅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给予很高评价。
10月25日  中共中央代表陈绍禹(王明)、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由陕北赴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大会,路过成都。成都青记学会、各报社、通讯社的记者前往下榻处表示欢迎。陈应各团体要求,对抗战形势发表谈话。他们在成都逗留期间,与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等分别会面,解释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促进地方势力同党的统战关系。26日,林祖涵等3人启程赴渝。
10月30日  妇抗、大声抗宣团、群力社等10余团体合并成立“成都市青年抗敌协会”。直属省工委青委领导,加强了成都市青年抗敌工作。“青抗”建立总支委员会,书记赵石英,委员张黎群、何仁仲。
11月21日  中共成都市委代理书记张文澄参加省工委在成都召开的为期5天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调整全川党的组织,撤销省工委,分别成立川东、川西(后为川康)两个特委,直属长江局领导。同时撤销成都市委,原成都市委所辖区委,由川康特委各部门按工作性质直接领导。年底,直属川康特委领导的区委有成都东区委员会,书记梁华;南区委员会,书记尹智琦;外南区委员会,书记沈荫家;西区委员会,书记黄觉民;北区委员会,书记梁琅歌。
12月22日  四川大学教授86人联名罢教,并登报发表启事,反对国民党中央派CC系的程天放来校任校长。说明“其人具政治长才,乏教育兴趣”且“另有用意”,此举得到学生支持。中共川大党总支在分析斗争形势后,决定说服学生改变斗争策略,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把斗争矛头对准CC系分子、川大秘书长孟寿椿。这场反程驱孟斗争以驱逐孟寿椿而结束,打击了反动势力。
 
1939
1  自国民党亲日派首领汪精卫从重庆出走河内,公开投敌叛国后,成都各界纷纷声讨汪逆的汉奸行为,成都各大报刊发表评论。《新民报》辟“斥汪逆兆铭特辑”声讨汪精卫;《大声》周刊连续登载《十种汉奸》、《汪先生还跳大坑吗?》等反汪文章;5日、6日成都市青年抗敌协会、成都协进中学全体学生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通缉汪逆归案究办,以正国法;11日,成都新闻界、文化界与各校联合举行座谈会,对汪精卫出卖国家民族,一致严词声讨。
1月14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成立(简称“文协成都分会”)。“文协成都分会”常务理事是罗念生、肖军、周文,理事为李劼人、谢文炳、陈翔鹤、刘盛亚。总会理事是老舍、冯玉祥。2月16日,编辑出版会刊《笔阵》(半月刊),办刊4年多,共出版30期,1944年5月5日停刊。1939年8月25日文协成都分会与总会合编《通俗文艺》(5日刊),发行人周文,编辑苏子函等,面向全国发行,以通俗文艺形式宣传抗战。1940年4月5日被迫停刊,共发行45期。该刊为推动成都通俗文艺活动,起了积极作用。
1月16日  本市各救亡团体联合向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应加紧肃奸,巩固扩大抗日统一战线;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争取最后胜利;容纳各党派建立共同工作委员会,完成抗战建国;切实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及居住的自由,保障民权;帮助并扩大民众运动等29项建议。
3  中共成都西北区委员会建立,书记张黎群,1940年4月,书记改由乔鹤年担任。5月中共成都东区委员会调整,陈文任书记。之后,该区又进行过两次变动,1940年初,赵筱村任书记,几月后,任炎任书记。夏,中共西区区委调整,张黎群任书记,其间,南区书记尹智琦及委员先后离开成都,外南区委曾一度管辖南区的范围。9月,川康特委决定恢复南区区委,沈荫家任书记。同时建立华西坝五大学总支部,艾尔达任总支书记。
3  “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正式成立,初有会员30多人,建立了一支20多人的宣传队,活跃在成都及其邻近各县城乡,演出话剧,演唱和教唱救亡歌曲。9月18日,成都分会召开纪念“九一八”8周年大会;11月和“大声社”共同举办第二战区抗日战绩图片展览。1940年“抢米事件”后,分会停止活动,会员分别隐蔽和疏散。
4月23日  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成立。该会宗旨是“以沟通中苏文化、和睦国民友谊为己任”。会长黄季陆,理事、候补理事有车耀先、熊子俊、任觉伍、赵世兰、刘披云等。分会设组织研究与宣传两个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曾向斯大林去电致敬;电慰前方抗战将士;致电总会转电苏联,提出“英法苏三国的互助谈判应本着和平不可分割之旨扩大至远东”的建议。6月18日,与本市文化界举行高尔基逝世3周年纪念大会,创办《中国与苏联》杂志。
5月1日  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根据川康特委5月革命行动委员会布置,组织各救亡团体和各业工人3000余人在中山公园纪念五一劳动节。会上,提出坚决反对汪精卫的卖国行径。晚上举行了火炬游行。
5月7日  成都各界民众万人在少城公园举行反汪大会,并举行火炬游行。
5月中旬  《民声报》复刊。在此以前,杜桴生主办的《四川日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因重新登记困难,曾顶用《民声报》的名义出版。杜桴生任总主笔,朱理君(共产党员)任社长,彭其年任总编辑。《民声报》的许多稿件都是刊用《新华日报》的新闻稿,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发行量达到5000份左右。1940年3月,《民声报》在敌人的文化围剿中被迫停刊。
6月19日  中共南方局负责妇女工作的邓颖超来到成都。在西御西街113号召开川康特委妇女运动委员扩大会,妇委委员甘棠、赵世兰、陶桓馥和部分中共地下党员干部参加了会议。邓颖超在会上谈了当前形势下的妇女工作及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等问题。
7月1日  文化界进步人士李公朴主持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在成都祠堂街72号设立成都分社,经理刘少卿,由图书业党支部书记杨道生领导。1941年皖南事变后停业。
8月至9月  成都市印刷业产业工会筹备会致电香港《南华》、《天演》两报印刷工人,支持他们的反汪罢工斗争,并表示声援。8月16日,印刷工人开展募捐活动。9月1日,成都记者节大会一致声讨汪逆,当场捐款援助香港工友。18日,本市10万民众举行“九一八”纪念暨讨汪宣传大会,通电声讨汪逆。
12月8日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形势开始恶化。根据5月26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党组织发出的《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保存干部的指示》和南方局及川康特委的有关指示精神,中共成都市委借阎锡山在成都招收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学员的机会,将一部分已暴露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作为应招学员转移。是日,组织转移了152人去山西。在途中得知阎锡山策动反共的晋西事变,学员大队在指导员、党支部书记王怀安率领下,依靠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协助,经过曲折斗争,于1940年2月2日转抵延安。
 
1940
3月14日  晚8时左右,国民党成都特务机关策划组织二三百身份不明的暴徒,持手枪、木棒捣毁了地方势力潘文华在成都的重庆银行办事处仓库(外南黉门街),致使大米遍地流洒。暴徒离开后,附近贫民前往拾米,围观者甚多。1l时左右,大批国民党军、警人员突然赶到现场,逮捕了部分拾米贫民和在现场的《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中共党员)。事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外封锁消息,并诬陷朱亚凡是抢米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将其枪杀灭口,嫁祸于共产党。16日,国民党特务机关按事先拟定的名单,先后逮捕了中共中央派到四川做上层统战工作的罗世文,文化界知名人士车耀先,《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经理洪希宗,刘湘“武德学友会”核心成员郭秉毅、汪导予等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捣毁了《新华日报》成都分馆,查封了时事新刊社,逮捕工作人员20多人。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阴谋事件之一。
3  国民党制造“抢米事件”后,中共川康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高警惕,立即组织党员转移,并派人赴重庆向中共南方局报告事件经过。17日,南方局给党中央拍发成都抢米事件及抓捕情况的电报。为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南方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市同胞及全四川同胞书》,指示川康特委以“中共成都市委”名义(当时未设市委)在成都、重庆、西安等地散发。《告同胞书》指出:“此系奸人、匪徒有计划制造的阴谋暴行,其目的在破坏团结抗战……”《新中华报》连续发表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同时派共产党员向地方势力说明事件真相和国民党特务企图借此打击地方势力的险恶用心,争取地方势力在反共逆流中保持中立。同时,中央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罪行;巩固党的措施,准备随时应付国民党顽固势力的突然袭击。经过斗争,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新华日报》成都分馆恢复营业,但仍拒绝释放被捕的同志。
3  五大学总支书记艾尔达调走,恢复中共外南区委,领导五大学及市农专、川大农学院、朝阳学院和南区党的组织与工作,伍义泽任区委书记。
6  根据川康特委指示,重建中共成都市委员会。侯方岳任书记,徐集生任组织部长,赵筱村任宣传部长,徐鸣任青委。市委的任务是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恢复“抢米事件”后曾停止的组织生活,审查党员,加强教育,暂停发展党员。市委领导下的区委有中共东区委员会,书记为张敏;南区区委,书记为黄飞声;西区区委,书记为田敏;北区区委,书记为徐集生(兼)。除市委管辖的区委外,川康特委同时还直接管辖一部分区委:外南区区委,书记为缪鑫源;西区区委,书记为黄飞声;西北区区委,书记为黄飞声。7月,中共成都华阳中心县委成立,书记为刘青(石秀夫)。
6月24日  国民党特务逮捕川大农学院学员罗贤举、原星芒社负责人之一方白非(方极庵)以及华西大学学生十几人。华大外籍教授魏璐诗等9人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在她所办的英文刊物《成都新闻》上联名发表抗议文章。
10  敌后抗日战场“百团大战”胜利消息传到成都后,各业工人纷纷捐款,写信慰问八路军,祝他们争取更大的胜利,慰问活动持续一个月。
12月上旬  中共中央青委在重庆召开国统区青年工作会议。会上传达党中央提出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总结青年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青年运动要根据实际情况、群众的觉悟,注意收编,适可而止,保存力量。会后,成都学运工作重点由校外转入校内,利用合法组织,开展扎扎实实的工作,影响和团结群众。
是年  日本飞机数次空袭成都地区。其中:10月12日敌机29架,投弹96枚,伤177人,亡124人,损房588幢。为损伤较大的一次。
 
1941
3月10日  《新华日报》出版增刊,发表《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之全部文献》,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布中共参政员不出席本届参政会的事实经过。文献中揭露了国民党顽固势力在成都制造的反共罪行。
3  市委成员侯方岳和其他同志相继转移。川康特委重组成都市委,书记为魏泽同,组织部长为徐鸣,宣传部长为黄飞声,妇委为张清华,15日正式工作。任务是审查组织、建立堡垒、加强教育、改变作风,以审查为中心。3月至7月,做如下工作:取消按地域分区委的制度,改为按工作部门将全市分为4个区委——大学区、中学区、女中区、城市区;疏散了一部分党的同志,审查和清理了区委与支部一级干部;注重严格纪律、干部教育、健全机构、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工作。这段时间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魏泽同、张清华调重庆,于7月5日离开成都。
一季度  成都市党员约250人,妇女占三分之一,知识分子比重大,文化水准高。分为10个区委:外东、外南、华西、老西、新西、土桥、城东、西北、东南和城内西区。
  在文化界著名人士李相符(南方局秘密党员、川大教授)、田一平(共产党员)、杨伯恺(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的推动下,地方实力派和知名人士30余人在成都成立以刘文辉为社长的“唯民社”,宗旨是“全民团结,坚持抗日,反对独裁,实行民主”。次年创办进步刊物《大学月刊》,以推动后方民主运动。1947年8月唯民社迁上海,继续发行《大学月刊》。
4月20日  《华西晚报》创刊,总经理田一平。这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的报纸,利用地方势力的掩护,民盟的支持,发表了许多推动民主运动的文章,是很有影响的报纸之一。1947年6月1日被迫停刊。
7月27日  日机108架空袭成都,投炸弹426枚、烧夷弹20枚,造成伤905人,亡693人,损房1512幢,毁房1791幢。为历次空袭最严重的一次。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指示》和《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各级党组织从领导方式到工作方法,实行完全转变,真正走向“地下”,成都市委成员陆续撤离。成都市的党组织由李德椿负责,尹任宗协助,受川康特委书记王致中直接领导。至7月,成都市有党员186人。年底,尹任宗被捕后叛变。
10月16日  成都文化界按照南方局文委和文化工作委员会通知精神,与重庆文化界同时举行纪念郭沫若50寿辰及创作生活25周年大会。
 
1942
3  成都市党组织负责人李德椿调回南方局。李德椿调走后,成都市没有市一级党的组织,党员处于分散隐蔽状态。多数党员失去联系,只有少数党员保持上下级之间的单线联系。成都市党的工作仍由川康特委书记王致中直接领导。直到1946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成立,王致中调离成都。
9月9日  “文协成都分会”举行欢迎冯焕章(冯玉祥)、老舍、王冶秋等人的茶话会。会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负责人老舍发表演讲,介绍大后方的抗战文艺运动。
  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赵一鹤、刘盛舆、刘克林以及进步分子王晶等发起组织进步的秘密小组“蓉社”,负责人是赵一鹤。主要活动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讨论时事政治,逐步在学校中开展群众工作。
12月5日  国民党成都市党部、市政府发布通令,整理全市各业工人组织。11日,针对国民党当局对工人组织的“整理”通令,《新华日报》发表《关于职业团体会员入会问题的商榷》的社论,提出对工会人员的入会退会问题要采取自愿原则,不应加以强制或限制,对已成立的职业团体应采取尊重、帮助、团结、扶持的态度,而不是干涉、取缔,否则就达不到增加抗战力最的目的。
 
1943
 “蓉社”改名“马克思主义小组”,由王晶 负责。先后吸收一批失去联系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约14人。冬,为密切配合当时大后方的民主宪政运动,小组改名为“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仍由王晶 负责。王晶 将组织及工作情况写信向南方局青委刘光作了汇报,取得联系。
6月18日  受中共党员影响的成都《新民报》晚刊正式出版。该报坚持“站在人民大众方面,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政治态度和宣传方针,是抗战后期大后方发行量最多的报纸。1945年初又增出日刊,解放初期停刊。
  由于“中华剧艺社”、“怒吼剧社”在重庆受国民党顽固势力的迫害,《华西晚报》党组织按照南方局的指示,以为《华西晚报》募集基金的名义,将两社转移到成都。中华剧艺社由戏剧家应云卫、陈鲤庭、陈白尘等率领。两社转移成都后,公演了《天国春秋》、《法西斯细菌》等进步话剧,并赴川西各县巡回演出一年之久,推动了抗日救亡活动。
 
1944
2月13日  邵从恩(邵明)、张澜等50余人在成都慈惠堂成立“民主宪政促进会”。邵从恩为主席,张澜、李幼椿为副主席。提出国事十项主张。主要内容是:施行宪法,尊重人民自由;刷新政治、革除弊病(端);全民动员,武装人民。对国民党排斥异己、一党专政的腐朽统治进行抨击。
4月17日  “文协成都分会”集会庆祝并电贺老舍创作20周年。
7月7日  为纪念抗战7周年,成都人民献金48万余元。
9  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9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上,发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9月底至10月初,《华西日报》连续发表16篇社论和短评,主张“把国家大权交给人民”,实行民主政治。
10月7日  在“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的推动下,由华西坝五大学的12个学术团体联合在华大体育馆召开“国事座谈会”。成都各大学师生、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大会。邀请国民参政会在蓉参政员、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和邵从恩等7人出席大会并讲演。张澜等在会上公开谴责国民党的独裁专制,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引起在座人员十分热烈的响应。这次座谈会是成都自“抢米事件”以后,第一次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它打破了国统区的沉寂空气,对推动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起了重要作用。
10月8日  “民主宪政促进会”在成都召开座谈会,由邵从恩、张澜主持,会员张志和、王白舆、常燕生、陈筑山等100余人参加,有各界人士参加旁听。座谈会就宪法草案中的国名、国民大会的职权、边区制度等问题进行热烈讨论。
10月15日  由“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发起,邀请成都几所大学的部分进步分子,联合成立“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代号M·S),“民协”执委会主席是王文星,组织是黄寿金,宣传是谢道炉,教育是彭塞,调研是张国钧。“民协”是抗战后期中共在西南地区影响较大的外围秘密革命青年组织。12月,根据南方局青年组的指示,取消“民协”执委会,只保留代表会作为各校“民协”组织联络机构,由张国钧负责“民协”工作。后张国钧去解放区。1945年川康特委正式指定王宇光(王煜)负责领导“民协”组织和成都各大学党的工作。  “民协”主编了《青年园地》,该刊由李相符1943年创办。1948年夏,“民协”会员陆续向四川各地疏散,直到解放。
10月31日  成都市立中学学生为抗议校方推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在学生中制造矛盾,举行了罢课斗争。国民党四川省会警察局武装镇压罢课学生,他们用枪托、纤藤等毒打学生,使30多人受伤(其中重伤10余人),当晚又逮捕和囚禁学生40多人,制造了“市中”流血惨案。惨案发生后,市中的同学冲破各种阻挠,发表宣言,向社会呼吁援助。李相符和川康特委通过“民协”及时领导了这场斗争。在“民协”领导下,11月6日全市大中学校联合成立成都市大中学生“声援市中学生后援会”。11日“后授会”发动全市大中学生数千人在华西坝举行声援市中同学抗议警察暴行的大会,会后集队到国民党四川省政府请愿,提出惩办凶手、医治受伤同学、保障学生人身自由等四项要求。13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公开在报纸上正式登载撤销康定夏市中校长职务的文告。不久,市长余中英、省会警察局局长方超被迫“引咎辞职”下台。斗争取得胜利。从12月1日起,延安《解放日报》连续登载了有关“市中事件”的报导、评论等。市中事件是国统区群众性民主运动由低潮转入高潮的新起点。
12  国民党在豫湘桂大溃退的局面下,企图以“抗日”为名,利用青年的爱国热情,诱迫青年参加以反共为目的的青年军。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通过“民协”发动了“反从军运动”加以抵制。华西坝五大学联合举行座谈会,揭露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说服受从军影响的青年。齐鲁大学学生为此罢课两三月,并取得胜利。
12  全市国民小学教师为请求改善待遇,向国民党地方当局请愿,未得结果,翌年1月7日教师们再派代表向当局提出6点要求,经过斗争,取得胜利。
12  在美国新闻处成都分处工作的“民协”会员,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时事图片展览,用生动的事实揭露德、意、日法西斯的罪恶和国民党消极抗战,在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中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展览在成都引起较大反响。
12月底  南方局派张友渔到成都,联系地方实力派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和排斥异己的政策,研究如何抗击日寇进攻大西南的问题,加强党对刘文辉等人的统战工作,并配合川康特委指导成都的青年运动。
 
1945
年初  1944年底至1945年上半年,中共地下党在成都市各大学恢复了一批党员的组织关系,一些党员的组织关系从南方局转到成都,并分别建立党支部或小组,或建立单线联系。同时,在学生中建立了各种进步组织,如“破晓社”、“未名团契”等,它们开展各种活动,团结、教育群众,宣传党的主张。
4月11日  成都文化界126人在《华西晚报》上发表《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献言》,指出:我国政治不民主,贪污横行,剥削遍地,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一切社会政治活动尚受许多钳制。提出应立即结束党治,尽速召开真正代表民众的普选的国民大会等十项政治主张。
4月18日  国民党特务唆使部分川大夜校生捣毁《华西晚报》营业部,殴打职员,绑架编辑陈伯雯。次日,再次捣毁该报编辑部,并波及《华西日报》,两报被迫停刊。22日,各大学学术团体、进步社团及文化界人士张友渔、沈致远、叶圣陶、郭沫若、茅盾、老舍、乔木等对两报职员表示慰问。《华西晚报》于21日晚复刊,22日《华西日报》继续出版。
4月28日  成都10所大学学生在华大体育馆举行追悼罗斯福逝世大会。大会对罗斯福倡导的四大自由、主张政治民主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同时,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扼杀民主、破坏四大自由、镇压革命的反动行径。
5月4日  中共川康特委通过“民协”组织成都市大中学105个社团在华西坝广场举行纪念五四营火晚会,参加群众近万人,叶圣陶等教授参加晚会并讲话。他们一致谴责国民党特务制度违反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学生代表在讲话中号召大家发扬五四精神,争取民主,反对特务统治学校。大会还发表宣言,“以青年纯洁的心情”,向全国呼吁: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重开全国各党派团结的会议,完成民主的统一;筹备改造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等。会上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文艺节目。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
同日  “文协成都分会”在青年会举行第一届文艺节庆祝大会,参加者200余人。作家叶圣陶致词:今年为第一届文艺节,应“继续发扬五四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精神,彻底求民主之实现”。
7  在“民协”领导下,光华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大、四川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等学校的进步学生十余人,组成“暑期农村宣传队”,到龙泉驿开展农民识字教育,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日蒋汪伪联合反共,破坏抗战。
8月5日  “文协成都分会”主办的“暑期文艺讲座会”举行结束典礼。叶圣陶、姚雪垠、黄药眠等十余位作家和150多个青年学员对民主政治与文艺前途等问题展开讨论。
8月15日  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6日,消息传到成都,各界人民纷纷涌上街头集队游行,沿途高呼口号,燃放鞭炮,敲锣打鼓,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作者:本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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