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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雄才——刘愿庵

日期:2019-12-23 / 人气: / 来源:《成都红色故事》


  一、早年传奇
 
  刘愿庵(1895~1930)原名孝友,字坚予。陕西咸阳天阁村(今属咸阳市秦都区)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随父到江西,入南昌大同中学堂读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自动弃学,只身赴南京参加学生军。学生军负责查街、巡哨、肃清残余清军,并奉命驻守“银元局”。次年学生军解散,刘愿庵溯江而上,到四川嘉定(今乐山),在电报局找了一份勘测长途电话线路的差事。在这里,刘愿庵一边从事艰苦的户外工作;一边努力学习,关注外部局势变化。
 
  1919年,刘愿庵经人推荐到川东万县,在孙中山任命的四川靖国联军副总司令卢锡卿部任参谋。此时,为增强反袁护法力量,卢锡卿正急需扩充队伍。刘愿庵到卢锡卿部任参谋后,受命招安当地袍哥杨春舫。由于刘愿庵的干练和口才,顺利地招安了有一千多人队伍的杨春舫,此举受到了卢锡卿的赏识,也受到了杨春舫的信任。杨春舫多次找到卢锡卿,恳请将刘愿庵调任所部任秘书。刘愿庵到杨部任职后,极力想施展一番抱负,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向杨春舫提出了施政的三条建议:一是剿匪,以安境保民;二是兴实业,以利农商;三是兴教育,以培养人才。杨春舫看到剿匪这一建议对自己扩充实力有利,就积极实施。而觉得其它建议无利可图,他就虚与委蛇,以致这两项建议无任何进展。对此,刘愿庵无可奈何,感到十分苦闷。
 
  1922年秋,时任丰都县知事(县长)大肆收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向全县商界摊派的各种款项几乎超过全县流动资本总和。此举引起民众愤慨,官逼民反,要求将其驱逐其出境。为平息事端,杨春舫撤了原知事,并委任刘愿庵为丰都县知事。刘愿庵也想到地方施展其抱负,于是他欣然接受了委任。刘愿庵走马上任后,首先是废除了前任的各种苛捐杂税。并在全县进行微服私访,了解民间疾苦,开展惠民施政的工作。就这样,经过半年的治理,丰都社会秩序恢复得井然有序,民众生活逐步好转,当地老百姓众口一词地称其为父母官。
 
  1923年春,由孙中山委任的四川讨贼军警备旅旅长的贺龙奉命驻守丰都。刘愿庵亲自带各部官员前往码头迎接,两人相见恨晚,结为好友。自此以后,两人经常见面,贺龙深感刘愿庵办事公道,不徇私情,思想进步,作风民主,因此大力支持刘愿庵的惠民施政方针。刘愿庵也学习贺龙在湖南桑植的措施,并在贺龙的支持下开展救济灾民,稳定民心;镇压恶霸,为民请命。刘愿庵在任知事时清理冤狱,释放无辜;体恤民情,废除苛捐杂税;对欺压民众的团总、贪官,该撤的撤,该罚的罚。当地恶霸许春樵依仗其子在重庆当官,强抢民女,横行乡里,勾结县衙师爷贪污税款,并与反动军阀杨森勾结图谋攻占丰都。刘愿庵在查实了许的罪行后,在贺龙驻军的配合下逮捕并枪毙了许春樵,当地百姓闻讯无不拍手称快。
 
  不久,贺龙所部奉命调往涪陵,丰都的驻防由四师的一个营接替。该营营长陆柏香原是川北一个地主家少爷,家道中落后,落草为寇,经招安后被封为营长。他驻守丰都后,想借机捞一笔。多次威逼刘愿庵为其筹集军饷。刘愿庵体恤民情,深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丰都县的预征粮税已收到1941年。因此,刘愿庵拒绝为其筹集军饷,此举激怒了陆柏香。陆于是密谋迫害刘愿庵。陆柏香设计谎称有要事,骗刘愿庵到营部驻地商议,将其扣留下来,逼迫刘愿庵为他筹集钱财,否则就不放人。洽逢贺龙所部从涪陵返回丰都,得知刘愿庵被扣押消息,庚即命令手枪连冲到陆柏香驻地,解除了陆营部士兵武装,把刘愿庵救出。
 
  陆柏香闻讯后气急败坏,纠集了当地土豪劣绅到杨春舫处告状。刘愿庵为官清廉,从不向杨春舫行贿送礼,杨对其早就不满。但由于刘愿庵深受丰都民众爱戴,民心不可违,故杨春舫只好暂时忍让。所以,当陆柏香前来告状后,杨春芳即以此事为由下令革除了刘愿庵的知事一职。刘愿庵被迫离开丰都,然而丰都民众却自愿捐款,为刘愿建造了一座德政碑。
 
  二、投身革命洪流
 
  刘愿庵返回成都受聘在西南公学任国文教员。在校期间他认识了恽代英,刘愿庵仰慕恽代英的学识和才华。恽代英对刘原庵虽然是官场和军队出身的人,却保持着刚直率性人品,也十分敬佩。两人一见如故,交往日深,恽代英经常给刘愿庵讲解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指导刘愿庵阅读了《劳农政府与中国》、《新俄国之研究》、《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一系列革命书籍。从此,刘愿庵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阶段是刘愿庵人生的转折点,正是在恽代英的指引下,他走上了革命道路,立志“以谋求中国人民及全世界被压迫者的解放为终身事业”。他参加了恽代英主办的学行励进会,并一起创办了《励进周刊》,传播革命思想。不久,与恽代英一起又创建蓉社,恽代英主要负责,刘愿庵作具体指导,主要宣传新思想、新学问、传播革命思想,讨论中国革命和中国青年的出路等问题。1924年秋,经恽代英介绍,刘愿庵来到泸州川南师范学院教书。在这里,刘愿庵一边教书,一边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给川南地区带来了一股新风。不久,刘愿庵到宜宾在川军刘文辉师部任咨议官,并兼任《叙州日报》总编辑。在这里,刘愿庵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郑佑之一起成立了青年读书会、通俗讲习所,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川南,刘愿庵被推为叙州“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负责人之一,领导民众开展反帝爱国和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同年11月刘愿庵在宜宾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刘愿庵回到成都,开始对成都的团组织进行整顿。他召集成都的14名共青团员开会,成立隶属于团中央领导的共青团成都特别支部,任特支书记。经过整顿,成都市团组织的工作又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1926年5月,刘愿庵奉中共重庆地方执委会指示筹建中共成都特别支部,将成都大学团支部的团员转为党员,特支成立后,刘愿庵任书记,领导成都地区党团组织。1926年5月出任四川省议会秘书长;在中共组织内改任成都特支宣传委员。当时,以军阀为靠山的四川国民党右派,向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党左派发起猖狂进攻,刘愿庵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同国民党右派以及国家主义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同年11月25日,他赴重庆出席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后,被中共重庆地方执委会派往合川陈书农部做兵运工作,任师政治部宣传科中校科长兼军官教育团政治教官,配合刘伯承等领导的泸(州)顺(庆)起义。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成都的国民党右派明令军警逮捕刘愿庵等共产党员。在极端危险的局势下,他接任中共成都特支书记,继续领导成都革命力量同国民党新军阀作斗争。8月12日,中共四川省临时委员会在重庆建立,刘愿庵被任命为省临委妇委秘书长。9月7日,刘愿庵由成都赴重庆,出席10日至12日召开的省临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被选为省临委委员、常委,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民校委员会书记。1928年1月中共四川省临时委员会改组,刘愿庵仍为常委,任宣传科主任、教育宣传委员会书记,并与傅烈、贺学礼组成破坏反革命军队委员会。2月,改组后的中共四川省临委在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中共四川省委。刘愿庵出席了大会,被选为省委委员、常委,还被推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3月,省委书记傅烈被捕,刘愿庵代理省委书记,领导全川人民的革命斗争。4月下旬,刘愿庵离川赴沪,向中共中央汇报四川工作。6月,刘愿庵从上海返回成都后,接到了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通知,经过曲折旅途,终于到达莫斯科。在这次会上,刘愿庵当选为中共六届中央候补委员。10月初,中共四川省委和共青团四川省委遭到国民党新军阀破坏。10月13日,刘愿庵从莫斯科回到重庆后,着手领导四川省委的重建工作,他四处奔波寻找原省委委员和共青团负责人,以商讨召开紧急会议恢复党团省委事宜。11月,部分原省委委员已在成都建立中共四川省临委的消息传到重庆,他马上放弃了在重庆建立党的领导机关的计划,并即刻由渝抵蓉,于12月18日向临时省委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大的各项决议。这次会上,刘愿庵被选为省临委委员、常委、宣传鼓动部主任兼党报编辑委员会和教育训练委员会书记。1929年4月初,省临委领导成员调整分工,刘愿庵任秘书长、党报委员会书记。4月下旬,省临委再次调整领导成员分工,刘愿庵任宣传部部长。4月,他发动和领导了万源固军坝起义,在川东地区树起了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6月,刘愿庵领导了邝继勋、罗世文等发动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的遂(宁)蓬(溪)起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6月,省临委在成都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中共四川省委,刘愿庵被选为常委、书记。8月20日,刘愿庵随省委机关由成都迁往重庆。这期间,他为恢复和整顿中共在四川的各级地方组织做了大量工作,对刘湘的血腥屠杀政策和“反省”、“感化”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全省党员的数量迅速发展到了3000多人。
 
  三、为理想英勇献身
 
  1930年5月5日上午,刘愿庵在重庆浩池街39号裕发祥酱园的楼上主持召开中共四川省委常委会议。时任省农委书记陈茂华因此前执行筹集钱款营救被捕的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的任务时拖延误事,致使营救计划失败,而受到刘愿庵的严厉批评。陈心怀不满,出于报复,找人向附近的警察所送交了告密字条,上写:“裕发祥有共党集会”。因此,会议开始不久,军警即包围了开会地点,刘愿庵等不幸被捕。
 
  于刘愿庵当时在社会上的名望很高,他被捕的消息很快传开来。四川军阀刘湘,早知刘愿庵才华横溢,在我党身居要职。刘愿庵被捕后,刘湘亲自游说劝他脱离共产党,并许以高官厚禄,但都遭到拒绝。刘湘部某师参谋长(刘愿庵的姐夫)及刘愿庵早年的朋友巴县县长冯某等更是竭力从中斡旋,纷纷劝其放弃信仰。面对敌人的利诱,刘愿庵坚定地回答:“我信仰马列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仔细研究和长期考虑的,是为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这是我的人生观。至于生死之事,我早已置之度外,决没有什么退出共产党可言!”劝降无效,利诱无果,5月6日,刘湘二十一军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判”刘愿庵。
 
  法庭上,法官询问姓名、职业及地址,刘愿庵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回答:“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以谋中国人民及全世界被压迫者的解放为终身事业……”
 
  法官愣了一下,连忙说:“刘先生,你之为人,不但我们敬佩,就是军长也非常爱惜你。……军长认为刘先生是国家的人才,他要我们转告刘先生,希望能退出共产党组织……”“刘先生,军长对你非常惋惜……”
 
  未等他说完,刘愿庵轻蔑地回道:“真的么?我倒有点替你们军长惋惜,他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不把武力用来替穷苦大众办事,反而伤天害理,残害无辜百姓,这倒真值得惋惜,与其惋惜我,不如去惋惜他自己吧!”
 
  法官们一时无话可说,遂以死威胁说:“刘先生,军长劝你不要误入歧途,你要三思而行,考虑后果啊!”刘愿庵愤怒地高声斥责:“什么歧途?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不可动摇的真理,去把你们军部的政工人员和所谓的‘名流学者’都找来,看他们谁能在我面前说清楚社会主义是歧途?除社会主义之外,谁能给中国社会及工农群众找出一条可以彻底解放的道路?我信仰真理,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誓为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终身,走的是阳关大道,决不是什么歧途。我看,误入歧途的不是我刘愿庵,不是中国共产党人;那些替帝国主义服务,残民以逞的军阀、买办和官僚才是真正的误入歧途……”
 
  面对刘愿庵正义凛然之气,威武不屈之节,法庭成了刘愿庵宣传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真理的讲台。在座的法官十分狼狈,不敢再问下去,只得草草收场,宣布闭庭。5月7日,刘愿庵同其他几位共产党员一道,带着对共产主义坚定的信念、对刽子手们的蔑视,高呼革命口号,走向刑场……
 
  刘愿庵烈士走了,时年35岁。他留给妻子周敦婉的遗书中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的执着追求:
 
  “我最亲爱的:
 
  ……我现在准备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去就义。我已经尽了我的一切努力,贡献给了我的阶级,贡献给了我的党……
 
  我今日审了一堂,我勇敢地说话,算是没有丧失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精神,可以告慰一切。在狱中,许多工人对我们表同情,毕竟无产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抹杀的,这是中国的一线曙光。我们的牺牲,总算不是枉然的,因此我们心中仍然是很快乐的。再,我的尸体,千万照我经常向你说的,送给医院解剖,使我最后还能对社会人类有一点贡献……
 
  别了,亲爱的……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短暂的岁月,光辉的一生,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就是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
 
 

作者:本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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