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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真理矢志不渝 传《大声》不屈不挠

日期:2019-12-23 / 人气: / 来源:《成都红色故事》


        车耀先,原名车华荣,生于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农历8月28日大邑县灌口场(现悦来镇)一个小商贩家庭。他于1926年参加革命,1928年冬入党,1946年8月18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时年52岁。

  一、少年砺志
 
  车耀先5岁时发蒙入学,先在灌口场后三倒拐坪上的杨祠堂读私塾,后又在下场口猪市坝李雨三先生处读书。李雨三对学生管教甚严,有一天,李先生要他先背书,他几次都背不得,重重地挨了李先生一顿打。其外祖母看见打得可怜,便支持他暂时停了学。1905年,傅昆山在大邑境内的川王宫创办学堂,他又报名入学,首次考试时他名列第一,得了“文房四宝”奖,邻居们纷纷称赞说,“车老二这娃娃真不错,长大一定很有出息。”可是他在后来的考试中名次日下,他不服气,便约了几个同学以全体学生的名义上书老师,要求对名列第一者进行复试,学校认为这是不尊重老师,要责打他。他知道要挨打,就不敢再到学校,从此就失学了。当时,他还不满12岁,一无劳力,二无本事,家境又清寒,怎么办呢?他左思右想,把家里的一双胡绉套拿去当了600文钱,到大邑县城火柴商人处买了两封火柴,回灌口场及附近的乡场卖,开始过着为家庭而劳碌奔波的生活。为卖火柴,他每日奔波于各场镇街市,三、六、九在灌口场就地卖,一、四、七赶兴隆场(现为雾山乡的两河口,距灌口10公里);二、五、八赶三元场(现为斜源镇,距灌口12.5公里);逢十赶观音堂(现悦来镇义和村)。有一次,他涉水过河被水冲倒,随波而下,幸被一石所阻,才被同行的黄水烟匠所救。
 
  1908年农历7月,大邑县城的火柴商张大爷见他踏实能干,介绍他到崇庆州(现崇州市)“益盛荣”商店当学徒。他勤劳、诚实、忠厚,很受店老板胡氏一家人喜爱。当了一年学徒后就让他管账。他师傅的五叔胡介人,人正直,有文才,人称“五老师”,距“益盛荣”商店不远有一旧书摊,他常去租借书刊。《说唐》、《精忠》、《水浒》、《西游》、《石头记》之类的小说他都能以很高的兴致阅读,很强的理解能力讲述。胡介人见他聪慧好学,便常教他学习语文,并指导他阅读《三国》、《列国》、《西厢》、《聊斋》等文学作品。学徒期满后,便被留下当了店员,每月工钱12串。他从十一二岁起,就担负家庭生活的重担,受尽生活的磨砺。困苦生活的经历为他日后新思想、新观念的形成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二、寻求真理
 
  1911年秋,四川爆发了保路风潮,他随胡介人参加了保路同志会的活动。农历8月初,一支保路同志军攻进崇庆州城,把人民痛恨的警察头子“斌大爷”抓来砍头示众,此事给年幼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他被胡介人约去龙安府(现南坪县)参加了同志军。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华民国成立后,同志军被改编,他仍回崇庆州当店员。
 
  他不安于这种平庸的生活,便于1912年农历7月去找在川军第二师八团三营十二连当司书的胡介人,想弃商从军。胡介人视力差,写字吃力,便将他留在连队作帮书。
 
  1913年农历7月,胡介人被解职离去,车耀先只好下棚当兵。他勤学苦练,决心“在奋斗中求出路”。一月后,他由二等兵升为一等兵,半年后升为下士,后又升为中士。一年后,他在全团中士会考中获第一名,遂升为司务长。1916年,他在川北参加护国战役中升为排长。
 
  护国战争结束后不久,川、滇、黔的军阀们为了争权掠地,混战便开始了。当时,年轻、浑厚的他对军阀混战的本质还认不太清,在战场上是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为军阀们卖力。1918年,他当上了连长,一次,他在陕南勉县被围困21天,因坚守孤城有功,得了北洋政府颁发的“文虎勋章”。同年冬,他和崇庆州城西街小商人黄德春的三女(人称黄三姑娘)结婚。夫妻志同道合,膝下育有二男三女。
 
  车耀先从军后战乱频陈,思想一直处于茫然之中。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触发了他的思想,以后便常读《语丝》、《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他最喜欢读书,行军时也带着书,有空就读。1922年,在驻军简州(现简阳)时,结识了原在西华大学读书,后因经济困难辍学在简州福音堂当教师的聂生明,便经常前往求教。聂生明是个基督教牧师,他对好学深思、热情正直的青年军官车耀先十分钦佩,认为“在中国军人中,车耀先是鹤立鸡群。”聂生明给他介绍自然科学和文学书籍,同时也介绍基督教义。在聂的宣传下,他怀着基督教也许能减轻人民苦难的幻想,接受洗礼,成了基督教徒。他还在军队中发展基督教徒,在他的影响下,全团的官兵都参加了基督教,所以,有人戏称他是“基督团长”。
 
  1923年春,他在简州贾家场的一次战斗中头部及腿受重伤,被丢弃在战场上。聂生明把他从九死一生中救出来,护送到成都医治。由于碎骨压伤了神经,致使他右脚僵直,成为跛脚。之后,又有人称他是“跛脚团长”。
 
  十余年的旧军营生活,使他逐步看清了军阀们的本质。军阀间的混战,给人民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和痛苦,自己出入枪林弹雨之中,都是在为他们的私利效劳。后来,他曾愤慨地说;“我的腿是为军阀们争洋房、争小老婆而残废的!”
 
  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风暴,给他带来了希望之光。当北伐战争打到武汉之际,四川军阀迫于形势,假惺惺地表示拥护革命。1926年12月,他所在的部队易旗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一批政治工作人员和黄埔军校的学生从广州来到二十一军,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学习马列著作和共产主义学说,逐步明白了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他说:“16年(1927年)的革命思潮,淘尽了我的宗教信仰,社会主义代替了我的圣经。”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了以共产党人为领导的重庆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真诚拥护者,被任命为二十一军四师十团的国民党(左派)代表。这时,他的部队驻扎在重庆白市驿,积极支持附近农民反对土豪劣绅和“团阀”的斗争。他看到二十一军虽然打着革命的旗号,却保持军阀部队的旧习不改,很不满意,并在会上公开加以指责。不久,重庆发生了“3.31”惨案。当天,被杀害的革命群众有四五百人,受伤者在千人以上。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重庆莲花池省党部书记)被杀害。对此,他是怒不可遏。接着,上海发生了“4.12”大屠杀,武汉发生了“7.15”事件。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变了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使他感到失望和愤慨,决意离开军队。是年底,他借出席“基督教东亚和会”之机,离开四川到了上海。
 
  1928年,他以四川基督教教友代表身份,赴上海参加了“基督教东亚和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朝鲜、日本、菲律宾、美国和印度等国的代表。会上,中、朝等国的代表提出的意见,被白种人歧视而不予通过,使得他彻底看清了帝国主义操纵教会、愚弄人民的嘴脸,便愤怒的退出会议。同年2月,他出游日本、朝鲜,回国后又去沈阳、北平等地。其间,他亲眼看到了朝鲜人民亡国之痛,日本侵略者气焰之盛,使他触目惊心。他在日记中写道,从安东到沈阳,从沈阳到大连,“俨如日本之地然”,鞍山地矿被“日本人日夜开采,可惜!可惜!沿途仍如日本国内情形然,决不是中国之土地。”“真如一殖民地然,可悲!可悲!”这次出游,其沿途观感,促进了他思想上的进一步觉悟。他为中国的前途忧虑着。他曾说;“17年(1928年)游历日本、朝鲜,甚觉国事蜩螗,对于一切均感不满。”他严肃地思考,认真阅读革命书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他回川后,任二十一军新兵训练处处长,这时,一次新的军阀战争正酝酿着。他对军阀混战的局面极为不满,二十一军军长提出要保送他进陆军大学深造,或委他出任县长,他都一一拒绝了。这时的他,政治上已成熟,下定决心要同旧的生活决裂。于是,他以伤残为由,请长假离开了军阀部队,不再为军阀们卖命,去寻求新的革命道路。
 
  三、投身革命
 
  1928年,他解甲携眷由重庆回到成都定居。他将请长假而得的2000大洋作为资金,先在成都开办“我们的书店”,继而开“新的面店”,最后开“努力餐”饭馆。
 
  1928年冬,他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义无反顾地投入党的怀抱,由吴伯超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正当盛年的他意气风发,怀着无限感慨和激动的心情写了一首《自誓诗》:“幼年仗剑怀佛心,放下屠刀求真神;读破新旧约千遍,宗教不过欺愚民。投身方圆无限中,方晓世界可大同;怒涛洗净千年迹,江山从此数万众。不劳而食最可耻,活已无人焉活人;欲树真理先辟伪,辟伪方显理有真。喜见东方瑞气升,不问收获问耕耘;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入党后,最初在中共川西特委直属特别小组工作,后任军委委员。他以“努力餐”饭馆老板身份为掩护,并把餐馆作为联络各方面进步人士的据点,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为了便利劳苦大众,餐馆特意供应快餐——革命饭,这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有一天,特务盘问他,“车先生为什么要把餐馆取名为努力餐?为什么要卖革命饭?”他睿智地说:“有啥子稀奇!孙中山先生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嘛!吃了快餐好继续干革命嘛!”特务听后,瞠目结舌,只好“呵呵”地尴尬离去。
 
  1930年10月25日,他与中共党员曹荻秋共同组织了震惊四川的“广汉暴动”。为筹划这次暴动,他事前以基督教徒的关系,到广汉川军陶凯团部以做客为名,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同年,成都基督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企图在华西坝修筑围墙搞变相租界,市民愤然反对,他率领爱国教徒示威游行,迫使教会停止筑墙。次年,他发起组织“中华基督教改进会”,提出了“自立、自信、自养”的口号,得到广大爱国教徒的拥护,参加改进会的教徒达200余人,改变了帝国主义分子控制成都地区基督教会的局面。
 
  为了创造便于进行革命活动的条件,他在成都组建了大邑县旅省同乡会。他以同乡会执委身份给会员讲乡情、国情,分析时局,引导大家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奋斗。在他的引导下,崇庆县的张露萍,大邑王泗的刘家言、三岔的李德芳等进步青年,实现了奔赴延安,走向革命的愿望。
 
  1932年5月9日,他在成都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召开的“5.9”国耻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怒斥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反动军警闯进会场抓人,他奋勇地掩护群众脱险。次日晨,成都三军(二十四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联合办事处以违反社会治安罪逮捕了大中印务局排字工人、抗日会理事邹趣涛。他得知消息后,随即联系反帝大同盟,组织援邹大会,准备于13日示威游行。办事处处长向传义得知此事后,便密令担任城防的冷寅东师陈拙修团逮捕车耀先。陈、冷、车3人既是家乡人,又曾结为拜把兄弟,陈、冷二人暗将他送出成都去南京暂避,他因仓促离蓉,便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约半年后他返回成都,到刘文辉部任上校参谋、二十四军学友互助社总干事。刘文辉败退西康后,冷寅东于1935年3月15日把他介绍给二十八军第二路司令黄鳌,先任上校副官长,后任团长。不久他辞职回成都。
 
  在成都,他在四川“注音符号促进会”工作,任常务理事,撰写出版了《注音符号讲义》,同时在成都省立师范任国音教员,举办多期以小学教师为主要对象的注音传习班。1936年10月18日,他以“注音符号促进会”的名义,联合成都40余个社会团体组成“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并在春熙路基督教青年会召开了有300多人参加的成立大会。他向大会作报告,痛陈民族危机,声泪俱下。这次大会,打破了成都抗日救亡的沉寂局面。同年11月,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韩天石、王广义、胡绩伟等创办了救亡刊物《活路旬刊》,他不仅把努力餐餐馆楼上让给编辑部使用,还具体帮助编辑出版工作。《活路旬刊》被反动派勒令停刊后,他决意自己办个刊物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引导、教育群众走抗日救亡道路,刊物名为《大声周刊》。创刊工作正在积极进行时,西安事变发生了,国民党当局封锁事变真相,造谣惑众。他本着“欲树真理先辟伪,辟伪方显理有真”而积极筹办《大声周刊》。次年1月15日,《大声周刊》诞生了,社址设在“努力餐”楼上。创刊号以“和平、奋斗、救中国”为题,揭露汉奸、亲日派妄图以武力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挑动大规模内战的阴谋,周刊上的社论、短评和时事评述多为他亲笔撰写。他还以一兮、笠盟、安步、为民、哂、嘻嘻等笔名在周刊上发表文章,宣传中共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主张,与国民党宣传的“先安内而后攘外”针锋相对。《大声周刊》的宣传广受读者欢迎,它一出版,读者便争相购阅,发行面越来越广,而反动当局对此十分仇恨,肆意威胁恫吓他。他在周刊上刊登的《车耀先答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只要政府愿踏北洋军阀的覆辙,我亦愿步邵飘萍的后尘。”(邵系北《京报》总编辑,被北洋军阀以“勾结苏俄,宣传赤化”的罪名加以杀害。)
 
  《大声周刊》创刊后,一直坚持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但屡遭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他为《大声周刊》的生存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大声周刊》被查封后,车耀先等不畏强暴,继续战斗,采取更多的斗争策略,先后更名为《大生》、《图存》继续出版,直至1938年8月13日最后一次被勒令停刊,共出版了61期,共100余万字。《大声周刊》成为四川抗日救亡刊物中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进步刊物之一,为扩大和巩固四川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此外,他还先后创办了《改进》、《注音报》、《语言》等报刊。1937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他的党组织关系,并协助省工委书记罗世文开展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积极推动四川地方势力支持抗战、抵制投降分裂逆流。大声社被党内和进步人士誉为统战部,他也被誉为统一战线的“线长”。
 
  四、血献后土
 
  1939年9月,经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提议,国民参政会通过了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宪政的决议。他利用这个机会,编写了《宪政运动问答》,举办宪政研究会、宪政演讲会,还编写了《宪政金钱板》,把宪政宣传作为向国民党要民主权利的武器。有一次,大特务邓文仪掏出手枪对准他的胸膛进行威胁,他毫无畏惧地说:“我是当兵出身的,这玩意儿我见得多了,吓不倒我!”亲友们为他的安全担心,他却幽默地说:“我买了这么多书没时间看,如果爱国硬是有罪,抓我去坐牢,正好还我的书债。”
 
  1940年3月14日晚,国民党数百名暴徒、特务化装为饥民,抢劫成都老南门外潘文华的重庆银行大米仓库,制造了所谓“抢米事件”。次日,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以共产党鼓动抢米为由召开会议,然后电告蒋介石,建议逮捕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18日晚,一伙国民党特务在逮捕罗世文之后,又到“努力餐”把车耀先抓走。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亲临成都将他俩押解重庆关押、拷打、审讯。车耀先始终没有暴露政治身份。戴笠达不到目的,便报告蒋介石说:“罗世文、车耀先系中共高干,如能诱其叛变,为军统所用,收获必大。”蒋介石亲批“可”,罗、车便长期被监禁。戴笠听说车耀先比较崇拜冯玉祥,就向他说:“只要发表一个声明,就请冯玉祥介绍你参加国民党,并委派你任四川省民政厅长。”他坚决表示:“宁死也不同意”。特务头子戴笠想方设法对其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但始终一无所获。
 
  1940年秋,特务们又把他和罗世文押解到贵州息烽监狱,这一关就是6年。难友中的共产党员通过接触和了解,秘密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罗世文任书记,他为支委之一。在狱中,国民党军统局对囚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妄图软化革命志士。监狱主任周养浩要组织政治犯人“工作”,当“修养人”,在监狱中搞些行政事务和体力劳动。狱中党支部对共产党员去不去当“修养人”的问题专门进行了研究。周养浩装着“友好”姿态找车耀先谈话,希望他“将确实的政治身份据实以告”,他说:“我不是共产党,只是站在国民的立场,从事抗日救亡工作。”说到要他出来工作,他说:“我是军人,少年读书不多,很想借此多读一些书,最好能让我管图书。”狱中堆的几千册图书中有不少是难友们入狱时被没收的进步读物。他将这些书换个不惹人注意的封面,在扉页上写着“文优纸劣,特请珍惜”,“书籍比黄金,看书要小心”等字句,混在一般书籍中借出,使进步读物在狱中流传。他在狱中坚持学习英语,并向罗世文学俄语,准备出狱后更好地为党工作。
 
  在息烽监狱中,特务们威胁他说:“你要赶快自首啊,不自首一辈子都出不去。”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叫自首,出不去就算了!”1945年8月,毛泽东亲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提出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在押政治犯,国民党当局诡称罗世文、车耀先已病死。为了掩盖其谎言,戴笠密令将罗世文化名“张世英”、车耀先化名“田光祖”,关入重禁闭室,使他们隔绝与外界的联系。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7月,息烽监狱撤销,国民党特务将他和罗世文等72人被押解到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罗、车被视为要犯,禁止放风。8月18日,他和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并被焚尸灭迹。“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车耀先烈士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庄严誓言。
 
  1955年,人民政府将二位烈士遗骨合葬于重庆歌乐山下松林坡,周恩来总理为墓碑亲笔题写了“罗世文、车耀先同志之墓”。

作者:本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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